我与父亲师哲

　　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我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我如此描述当年印象。我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寻父不得的遗憾。

　　首长和大家很平等，从贺龙到毛泽东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我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呆在农村家庭中的我无法想象的。后因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陕西韩城家乡。

　　1938年底，我们再次辗转到了延安，进入鲁迅师范上学。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学校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父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我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我不知所措，完全不认识父亲，觉得他像一个外国人。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父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毛泽东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离家逃亡后，父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父亲，移情别恋。

　　我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父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我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

　　(摘自《博客天下》2014年第18期　　袁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