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救命之恩

　　父亲说，在他的一生中，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处境最为复杂困难的时期。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每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总是知识分子，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档案里，总能找到材料，可以作为整肃的根据。父亲自己的档案里，从1950年后就存放着一个对父亲的终生结论：控制使用。所以父亲说，那些年间，如果不是有人提携照顾，恐怕苦难的历程没有可能度过，活下来都成问题。而父亲给我们讲的许多恩人之中，包括周恩来总理。

　　跟绝大多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相同，我家人对周恩来先生一直抱着种种矛盾的心理。我的父亲母亲都曾会见过周恩来先生，都跟周恩来先生有过多多少少的个人接触，而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同周恩来先生之间，更曾经关系密切，交往了几十年。从我的父亲和母亲到我们自身，这么多年里，都曾经蒙受过周恩来先生的恩泽。

　　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我的父亲在上海《新闻报》做记者，被派驻南京，担任政治要闻记者，后兼该报驻南京记者站主任。期间因为他的侄女婿范长江先生担任中共南京代表处新闻发言人，父亲曾经常出入中共南京代表处梅园，为中共政策做对外报道，而且多次采访周恩来先生。父亲对那一时期与中共的合作，非常骄傲，对我们讲了几十年。他对周恩来总理的优雅举止，和蔼态度，敏捷思维，尤其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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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花城》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