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内情

　　1971年毛泽东作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战略决策，打破了中美关系隔绝20余年的坚冰。有关研究颇丰，然一些历史细节仍不为人瞩目。通过这些历史细节，展现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智慧和谈判技巧。

　　以压促变，运筹帷幄

　　20世纪60年代，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外交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道路，外交工作中更是出现了召回驻外人员、火烧英国代办处、四处推行“世界革命”的闹剧。此外，从1968年初开始，苏联军队不断侵入中国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升级。1968年8月，苏军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帝国主义”的姿态咄咄逼人。中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日益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冷战时期架在两国之间的唯一一座沟通“桥梁”。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始终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谈判方案。1968年5月18日，因驻外官员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且考虑到越南同美国开始在巴黎进行会谈等情况，中国方面便以中方大使仍不能返任为由，建议将原定于5月29日举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延期到11月中下旬。

　　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务院时刻关注着恢复联络的时机。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公众对政府实行孤立中国和对华管制政策的支持逐渐减弱，要求开放同中国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国际环境而言，中苏关系日渐紧张，这对于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显露劣势的美国而言或许是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会。1968年9月17日，美国国务院向中国发出了在1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的提议。中方对美方提议迅速作出了答复。

　　不过，中方并没有对恢复会谈的日期作出明确的答复，一直拖延至11月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愿意表现得太“急切”，不愿让美国人“发号施令”。

　　其实，在1968年冬，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他还首先注意到尼克松在1967年10月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不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容不得八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叮嘱周恩来阅读这篇文章。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

　　这种“拖一拖”、让对手着急、以压促变、静待时机以提高谈判价码的策略，早在新中国建交谈判中就已运用。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示，“对英国、印度等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其目的在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关系，相反倒证明这些国家在急于要钻进来，同时也可使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并批评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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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