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作协选举风波

　　1984年对于中国文坛，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是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的换届之年。

　　1983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开始筹备。一年半来，拟议中的作协书记处成员名单、主席团成员名单一再调整。名单难产，会期一再变动。

　　至关重要的党组书记人选，至少提出过4种方案：从贺敬之、马烽、王蒙到唐达成，而这几种方案的更替背后，是主导思想和理念的变化。

　　作家们自己为自己平反了

　　中国作协“文革”之后，被全面破坏的秩序陆续恢复。1978年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这个正部级人民团体重新开始了运转。

　　没有任何正式手续，作为中国作协文艺评论重镇的《文艺报》与《文学评论》在北京新侨饭店联合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作家们在会上发言，会后在报纸上发消息。就这样，作家们自己就给自己以及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上百部文学作品平了反。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在这个座谈会上获得平反。

　　会议结束后不久，王蒙从新疆调回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领工资的专业作家，或曰驻会作家。

　　改革的青春期

　　在王蒙的眼中，从打倒“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是改革的青春期。改革这一新生儿尚未成熟，还在酝酿。尚未完全成型的精神让他有所期待，但也感到了相当的不安。

　　王蒙的不安来自于这一时期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这期间，发生了1981年的《苦恋》风波、1982年的“现代派”风波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1982年的“现代派”风波发生时，王蒙身陷其中。

　　这场风波，名义上是关于小说技巧的争论，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

　　王蒙关于“意识流”的观点以及以此手法创作的小说《蝴蝶》《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等，受到了点名批评。

　　关键时刻，是胡乔木保护了他。

　　……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第23期 陈晓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