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揪彭”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阎长贵，曾任江青秘书；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布置“揪彭任务”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朱成昭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

　　12月17日晚，王大宾带领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等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王大来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他们认为，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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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