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吕远讲述传世经典背后的故事

　　用作品记录时代并以情感和技法超越时代，这是伟大的艺术家共通的一点，音乐家吕远堪称典型一例。

　　在吕远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泉水叮咚响》《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牡丹之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等作品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堪称时代索引和时代解码。他的作品在审美情趣、创作理念上恒定统一，那就是：民族特色、视野广阔、深情内敛、见微知著。

　　吕远1929年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吉林省临江。自幼喜爱文艺的吕远之所以会走上音乐创作道路，完全源于童年时意外得来的一个石人望口琴。吕远回忆说：“我先是从口琴开始接触音乐，后来又学习了演奏小提琴和作曲知识。我很痴迷于那些西洋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常常拉小提琴，一拉就是一整天，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甚至魔怔的程度。如今回头看那一时期，值得肯定的一面是音乐志趣和钻研精神。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我缺少音乐艺术的社会性意识，不懂音乐美的民族意义和大众意义，而只是把音乐当成了自娱的工具。”

　　对于自己艺术风格的形成，吕远说：1945年，八路军到了吉林临江县，接收了敌伪时期的临江矿山学校，我当时是学校乐队的成员，我们学校乐队成了解放区宣传队。那时候，革命文艺比较简朴，解放军的音乐以声乐为主，大量的创作与宣传形势、群众斗争相关，乐队演奏的大多是这样的歌曲，或者是为《白毛女》《兄妹开荒》等革命剧伴奏。我之前受到的教育是西式音乐教育，所以当时我不喜欢解放区的音乐风格，觉得那些歌曲和音乐作品都太土太乡里后来我终于在革命运动中慢慢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味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我也在演出中独奏过小提琴，结果演下来群众不喜欢，这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音乐评议里没有一点民族的、民间的东西，自然群众是无法认同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音乐观念是与革命文艺观有差别，慢慢地，我才知道我的音乐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而是为我的表演对象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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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7月7日《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 邢大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