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维权的烦恼

　　盗版和剽窃行为，是很不道德的，即使从别人的作品中摘抄几段、几句话也很不光彩。对于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自己的作品被他人盗版、剽窃更伤脑筋的了。本人写的作品并不算多，也不怎么出色，半个多世纪大小也遇到过几次烦恼的事情。

　　有一位朋友老马到我家里来，恰巧有一位道兄在我这里闲谈。见老马走进来，手中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大约两三斤苹果，笑嘻嘻地向我点了点头说：“老前辈……”我听了不觉愕然，便问老马，你说什么？老马继续笑着说：“老领导、老首长！”我更诧异了，因为老马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便回头问道兄，老马刚才说的什么？因为道兄和老马也是熟人，便诙谐地说：“老马称呼您老前辈、老领导、老首长。”我听了大笑起来，便对老马说：“你到我这儿也来过几次，从来都没有送过东西，今天你贸然造访，提来一网兜苹果还客气地称我老前辈、老领导、老首长，”我停顿了一下说，“老马咱可不过这个啊，你今天来，想必有事。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老马望了望道兄，张张嘴巴没有说出话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看了一眼道兄，便对老马说：“道兄不是外人，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老马见此情景不能老窘在那里，望了望我，很客气地说：“是这么个事，我写了一部作品，从您的长篇小说《三辈儿》里面摘了一些语言，你可千万别公开写文章批评我。”这时我才明白老马提来两斤苹果的来意，于是不觉爽然大笑。我看了一眼道兄，他似乎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这场戏怎么演下去，我带着笑声对他说：“老马看你想到哪里去了，咱们是老相识了，别说从我的作品中摘用了一些语言，你就是把《三辈儿》的作者张孟良三个字改成老马的名字，我如果写文章公开地批评你，那就算不上是朋友了，为这一件小事你还特意地来向我打个招呼。”老马听了自然明白我的话中之意。老马脸一红似乎有些汗珠浸出来，很尴尬地说：“老前辈，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说：“如果你要没有别的事情我就不挽留你了。”老马把苹果放在桌上，我急忙把网兜塞回老马手里，连连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马见我坚决拒礼，便点头笑着望了一眼道兄，然后就转身走了。

　　这件事过去许久，每逢想起来，总觉得老马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摘用了别人的作品，自然明白这是侵权行为，但是他可以坦诚地面对事实，向被侵权者表示歉意，这是文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一种气度，可是有些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本来这件事情老马完全可以不向我声明，而我也不会那样公开地在报刊上小题大做，伤害对方，我觉得老马是一位君子。

　　但有些人使用了别人的作品不言不语，似乎觉得心安理得，大不了赔上人家点损失也就罢了，何况被侵权者也不一定发现他的作品被别人剽窃和盗版。我想提醒一下，持有这种侥幸心理的朋友，就算一时被原作者和他的拥有版权的继承人发觉不了，可是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晚会真相大白。一旦把这种侵权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那时难道只是赔偿被侵权者一点经济损失就算完事了吗？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除了停止侵权，还要公开道歉，赔偿2至5倍的罚款，严重者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到那时不就弄巧成拙了吗？还是光明磊落一点，最低限度要学学老马那样子，事先或事后向被侵权者打个招呼，免得被动和难堪，这倒是一个实际而简便的办法。

　　我与1957年写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的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一书中第十七节“兴隆小店”曾写到，张天宝和小马父子二人住在兴隆小店里，李掌柜向他们父子讨账，在墙壁上贴的一张纸，上面写了几句顺口溜“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萧何，苏秦舌巧能讲话，徐庶不语是白说，赊账好比三结义，讨账如同请诸葛，不是本店不赊账，皆因本小利钱薄”，就这样一段顺口溜不想竟被一部很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摘用。我觉得这种瞒天过海的障眼法，使用前不同作者和有关单位联系，使用后也不向作者和有关单位打个招呼，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摘用他人的作品，哪怕仅仅几句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使用者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这种大模大样地窃用他人的作品的侵权行为，比起前面说的那位老马可以说有点逊色了。

　　有人建议我追究这件事情，我没有那样做，我觉得没有那种必要，我想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迟早会发现蛛丝马迹的，为摘用几句顺口溜在文艺生涯中落下一点瑕疵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2005年，在廊坊市一家超市发现我著的《儿女风尘记》被盗版重印出售，我买了两本，并且让这家超市开了发货票。这本被盗版的《儿女风尘记》在版权页和封面上都印有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惯例和规定我将此事反映给廊坊市出版局，出版局写信告诉我，经过他们追查，货源来自北京一家公司，因此不便处理，我随即向作家协会权保会提出申请，请他们协助解决，并复印了作品的封面和有关资料，经过作家权保会同北岳出版社联系，北岳出版社一口否定他们并没有出版《儿女风尘记》。我又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并通过电话联系，知道他们已经收到我的申诉，但是过了很久很久却杳无音信、石沉大海，电话打不通，写信没人复，我随即请了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可是律师回复我一个信息，说法官要直接下达传票。我对直接下达传票不太理解，便问律师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也就是法官亲自把传票送到陕西省太原市北岳出版社，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我负担法官的差旅费。我闻之头上冒汗，心里想，被侵权遇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够倒霉的了。案子还没见分晓，先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实在接受不了，只好眼看着自己的著作被人家盗版侵权，一筹莫展。

　　从老马摘用《三辈儿》到某电视连续剧摘用《儿女风尘记》中的“兴隆小店”顺口溜，以及以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名义盗版印刷《儿女风尘记》，这些行为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作家的版权，似乎被某些人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如我这样的作家竟遇到这么一堆烦人的事情，不知道别的作家是否也遇到过同样伤脑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