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忧声——评田林散文集《依然美丽——老承德》

　　《依然美丽——老承德》不仅仅是散文集，还是风物史，一如川端康成写《古都》意在保存京都传统文化一样，田林在泛黄的承德旧梦里倘佯，是为了保存正在不断被现代文明侵蚀、剥离的地方传统文化。他要保存老承德的美，保存浸淫在老承德人骨子里的文化底蕴，以及一切被现代性风化、崩解的事物。承德是与避暑山庄，与皇家文化分不开的，但田林无意于“旧时王谢”，而是通过在时代变迁中的一批“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发现历史瞬间的美、文化的美、精神的美。

　　这种美是真诚的，无论是田林所言的“不屑一顾”的，还是“茫然得不知所措”的，真诚到透明，不含一丝杂质。人到了成熟的年龄，生命中所留恋的，往往不是那些被包装了的经典性事物和被美容了的现代性事物，而是人生之初的一片嫩叶，那个时候，生命敏锐而丰富地活在一片阳光中。

　　哈代与威塞克斯、莫言与高密、田林与承德，作家总是与地域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承德是满汉接合部，也是游牧民族与耕种民族的接合部，承德人既有少数民族的豪气和仗义，又有汉族的含蓄和深沉；同时，承德又是皇家文化羽翼下一个重要分支，又在地理上紧邻塞外，这让承德文化既带有贵族气质，又带有一份孤独感。因此，田林的散文，总是大处泼墨，小处精描，兼豪放与细腻于一体；既厚重，又沧桑，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感。

　　田林的散文自成一派，他立足于传统文化，但又具有国际视野，思想上有前瞻性；他写的是散文，但用的是小说的笔法，尤其在写人物时，能够写出只有小说才能表现出的人性深度与命运感。《依然美丽——老承德》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是时代发展中正在遗弃的一种传统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根，所以，田林要保存的，不仅仅是承德地域文化，他是从老承德人的思想境界里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美德；而田林的失落感，恰恰也是对当代精神向度不断降低而产生出的无限惆怅。

　　亲密无间的老宅文化

　　田林写老宅，并非写老宅本身，而是意在写老宅里的人和事。田林写人，也并非只写自己，而是力求“一笔不写一家之事”。如果从文化上看，田林在“老房子里的故事”一章里描写了家居文化、做客文化、艺术文化、年文化等具备地域特色的风俗事物，上年纪的读者会从中找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四合院、蜂窝煤、山杏仁、被子垛、英雄笔、爆竹等等。这些，田林当然也会觉得亲切，但他更觉得亲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屋瓦尘》所描述的那座百年四合院中的和谐关系。四合院对分割的现代单元房式建筑而言是缺乏隐蔽空间的，很容易发生碰撞，但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反而促生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小小的温暖，像窗格子里的灯光一样，照亮了人性。月夜晚归的描写，动静结合，男人的喊声惊扰了邻居，但没有人抱怨，相互理解。妻子没有抱怨丈夫晚归，轻柔的呓语反映了夫妻间的甜蜜。男人关上门便早早熄灯，不再影响四邻，许多细节让人看到那个时代独有的现象。

　　田林总是在记忆里寻找现代罕见的亲密感，比如藏在被子垛中的亲密感，棉、线、针脚都包含了母爱，这和现代床上用品是不同的，现代商品只是一件东西，没有浸含感情。《亲家》里的于百林和刘子祥，更是像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心灵是相通的，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人，却没有隔阂，比亲戚还要亲密。这种沉淀的感情，在现代冷漠、自私的人际关系中已经逐渐消解，风化成温暖的记忆，田林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像保存史前动物的化石一样。

　　脱离老宅文化的人，犹如脱离了根，漂泊无定。《二姑从远方来》中的二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爱上一个地质队员，远嫁甘肃。没五年，就离了婚；儿子长大后，却因贩毒进了大狱，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远方苟活。她把这一切归结于命运。回家探亲时，她依然能够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老房子的温暖。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不可能回归了。这篇作品寄寓二姑深深的同情，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疼痛感。如果仔细阅读田林的散文，会发现他在面对文化传承遗失时也有这样深深的疼痛感，文化的失散，和被破坏的环境一样，修补起来，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回归本真的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在田林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磨刀人、理发师、小人书、斗蛐蛐、自行车、露天电影、苹果园、防空洞……这些事物像记忆中的一棵棵葱郁的大树，树下是那些不同命运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有着可贵的品质：真诚、淳朴、善良。田林深受胡同中人和事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一生未走出胡同。

　　《第一次出门远行》记述了他六七岁时走出胡同，来到大街，迷路找不到家的故事，是一个善良的黑衣人把他送回家。这篇散文中有一句话折射了田林的人生态度，“我想我再也不能离开我的胡同了”。如果把胡同视为人性的本真，那么田林的人生则一直在迷途和返回。每次离家出行，田林都会丢失一些东西，这些丢失，是否象征着生命中的某些丢失呢？

　　“我在心里警告自己，身边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丢失，那不能丢失的，又岂止这些。当我把曾经的丢失，真正认识到时，已是另外一种态度，而那态度，又似乎永远不会成熟。”

　　这番模棱两可的话里，隐藏着一些信息。童年的丢失，是丢失自己；那么成年的丢失，也是丢失自己，丢失生命的本真。人总是会受到社会上的种种诱惑，从而丢失本真，然后再找回来。而有些时候，是身不由己，不得不丢失，不得不违背本意去做一些事情。那种永远不会成熟的态度，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处于永恒的矛盾与纠结中。

　　从田林对胡同的态度来看，他本人一直扎根在胡同文化里，他始终保持人性的本真不丢失。他是如此迷恋胡同里的那些小人物，命运捉摸不定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有一丝诡谲，有一丝神秘感，隐隐喻示着什么。

　　《城门楼上的男高音》写的是一个叫米承德的小人物，“男高音”只是一个次要的陪衬，但把“男高音”定为标题，则隐喻了对一个时代某种势力的恐惧感。米承德只是帮人代买蔬菜，凭借身强力壮抢到前面，抱走了冬瓜，留下了钱，但却被派出所定性为抢劫，拘留了十天。米承德不服气，出来后，暴打了派出所所长，被判了死刑，并在避暑山庄城门楼下被“男高音”宣布执行死刑。米承德身上混杂着多种气质，他为人仗义、勇猛、打抱不平，但又无知、愚昧，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米承德被迅速执行死刑，是因为有人等着他的肾。多年以后，米承德被平反，但他的母亲没有原谅这一切。而田林目睹“男高音”坐在轮椅上，却宽厚地原谅了他。因为那罪不是个体的，而是时代的。田林的胡同文化包含着饶恕和谅解，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上去判断是是非非。这种精神的根源是儒家文化，以德报怨，宽大为怀，是中华民族里的传统美德。这和极端民族主义中的睚眦必报是截然相反的，田林笔下体现出的那种文字的厚味，也是民族精神中“厚德载物”的厚味。

　　承德地处山区，又被山庄占据相当大的空间，同时受京城文化的影响，就形成独特山坡胡同文化。这些胡同中，除了那些打太极、遛鸟、唱京戏、下象棋的民俗风物，还有深深的烟火气息，还有不可捉摸的爱情。《胡同深处的影子》描写了一个居住在太医院胡同里的叫兰琪的女子，一个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满族后裔。她隐藏在一扇极少打开的铁门之后，有时却会身着黑裙在门外等人。正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女子，逃离了城市，和一个牧民私奔到坝上草原。田林写人物散文，很少描写人物片断，往往是人物的命运。铁凝说过，长篇小说是写命运的，但田林总是在极短的散文中体现出人物的命运感，并让命运构成散文文本的张力。兰琪当年为了爱情私奔到草原，多年后又为了女儿设法回归城市，逃离与回归仿佛摆脱不掉的宿命。这和田林离开胡同，又回归胡同如出一辙。大量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让人嗟叹的只有命运本身。图尔尼埃的《铃兰空地》也有一种宿命感，人类在发展文明之时，想回归自然，却回不去。田林则相反，人想逃离胡同，却逃不开，一切生命，最终都要回归本真的。

　　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

　　田林的散文大多篇幅不长，但却有很强的时代性，他能够把人物命运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个体生命的遭遇中，折射出群体的历史境遇。田林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能够穿透生活的表象，一针见血地刺穿隐藏生活表象之下的真实。田林擅长表现沧桑感，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只有两个瞬间：过去、现在。时间跨度很大，中间没有过渡，如电影镜头蒙太奇式地把两个瞬间衔接起来，造成一种幽长的回味。

　　《革命音乐的交响时代》描写了一个车间里的音乐家夏歌，他知道肖邦、柴科夫斯基、李斯特，能从火炉的轰鸣中听出C大调，天车的运行中听出G小调，女工的尖叫中听出A调。但在车间里，他是反面典型，是个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落后分子，总是用帆布手套保护他那双纤细的没有茧子的手。夏歌通过努力，最终离开车间当了文艺兵，20岁后，他已经成了有名的音乐家。革命音乐交响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否定艺术、否定知识的时代，进一步说是革命否定文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场后现代主义运动能够像革命那样将艺术解构得那么彻底，几乎是颠覆性的，没有传承，打倒一切。20世纪以来发展的非理性文艺运动也远不像革命那样将非理性发展到极端，几乎失去理智。夏歌无法对抗，他只有逃避，尽可能逃避劳动、运动，躲到角落里钻研他的音乐。所以，车间里没有人听到过他的琴声。夏歌的态度可以说是当时形势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别无选择。

　　《手的故事》则描写了另一种知识分子：技术员。李卫东立志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击铁机取代原始的劳动，但因急于求成，发明失败，并因事故失去了自己的一只手。耐人寻味的是李卫东在养好伤后把机器砸断的那只泡在药水里的手抱了回来，这个细节暗含着革命态度与人性之间的纠结。从厂里立项支持到机器造成，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厂领导以极高的热情支持这场技术革新。这种态度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态度，大干快上、激进、狂热，不考虑安全因素，不怕牺牲生命为代价，轻视人性，重视口号与指标。许多科学进步和文艺发展都是在背离科学和艺术的基础上发展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时代，像李卫东这样的有天赋的技术员成了牺牲品。

　　《我的成分是革干》讲述了一个革命时代大多数都面临的家庭出身问题，为了逃避“富农”这个不光彩的头衔，多数富农都在表格上填了“革干”这一代用词。田林没有写因成分而造成的人生悲剧，只是写了孩童间游戏打闹的一幕，成分在儿童中的心理影响。他们这些所谓的“革干”孩子总是受到贫下中农孩子的歧视，为此而生出两场打架。成年后他们早已宽恕当时的行为，成为朋友，儿时的事想起来似乎是笑话。田林的高明之处是将这两幕儿童的打闹写得极为幽默，全文都是戏谑调侃的口吻。但这正是作品最可怕的地方，愚昧无知的思想侵入儿童洁白的灵魂，这是最可怕的。对无知的戏谑也是对时代的戏谑，而无知的时代给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命运的转变，也许是个笑话，但这笑，无疑，是含着长长的眼泪的。

　　从老承德思考文化发展

　　田林眼中的承德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封闭又荒凉，温存又安定，大胆又泼辣，慷慨与谨慎，小心与善良，像草地一样的朴实和岩石般的真诚”。这种性格特点，是“原乡想象”的基础，也是文学作品的根。

　　田林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原文化，马车、大车店、煤、火车……他保存的不是失去的事物，而是建立在这些传统事物之上的生活乐趣，是一个失落的精神世界。现代文明将人类聚集在一起，却又分割成一个个单元，孤独、冷漠、自私是现代文明的通病。文明列车带来了物质富裕，却也带走了传统文化中许多精神信仰，曾经浸透在骨子里的许多美德正在失传。人性也被物欲分解得支离破碎，难以找回本真。所以在田林的散文里，有许多本真的描写，形形色色，命运各不相同，但都是本来面目。

　　田林保存了一个时代，又批判了一个时代，他的作品经常原汁原味地描写一些现象，但不表明态度，没有明显的倾向。但是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种沧桑感、疼痛感就是态度，他不露声色地批判了过去那个时代对文化的扼杀，对人性的扼杀。扭曲的价值观也扭曲了人性，扭曲了命运，一群小人物，在茫茫人海中，不过是蝼蚁，田林把决定他们命运的一瞬间放大了，而他手中的放大镜，同时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哀。

　　田林是一个既传统又有国际视野的人，他认为文学“是坚持中国传统气派的人文立场，然后再给出世界性关照”。田林心目中的坚持传统，是文化传统，也是地域传统，他觉得应该像福克纳那样，“原地不动，只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深入耕作”，“文学是向内转的，只要你站得位置高，直面的便是人类共同的灵魂。”

　　所以，田林笔下的老承德不老，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上俯瞰地域文化，关照的整个人类的灵魂。文化发展，在田林心中，是不断向国际融合，又保持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依然美丽——老承德》的作品意义

　　《依然美丽——老承德》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其实他的散文既不时尚，也不先锋，究其原因，在于他散文中的那种温润感，玉一般的温润感能够打动读者。田林的散文是玉质的，温婉、柔和、含蓄、质朴。他描述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大事件，只是淹没于时代发展洪流中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恰恰是这些小人物朴实的性格，真诚的形象，沧桑的命运体现出艺术的魅力。

　　田林笔下的老承德，不是充满乡愁的怀旧之作，也不是充满知识典故的文化散文，它只是人的散文，充斥在作品中的，是站在人类高度上的对人性的关照，对灵魂的考量。同时，还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

　　在承德的散文史上，田林的散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扛鼎之作，同时，也是河北散文的杰出篇章。像田林散文地域特色如此鲜明的散文很少，而融入小说笔法的散文更少，他为散文注入了新的元素，将小说中的表现手法在散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中受到启发，但又自成特色，在继承了沈、汪散文的厚味的同时，开创了一种断章式的写法，将人物命运大跨度地对比，形成独特的文本张力。《依然美丽——老承德》虽然多以短篇为主，但在大散文逐渐衰落之后，会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散文，毕竟是更贴近读者的一种文体，不像诗歌和小说与普通读者距离那么大，田林的散文与读者没有距离，读着是那么亲切，就像他笔下的老房子里的灯光，是一种熟悉而又遥远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