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1620年8月~9月,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光宗系万历皇帝之子,继位仅一个月即去世)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
有清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万历朝多持否定看法,对万历个人亦颇不以为然。难道张大复是在粉饰太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长诗《古井臼歌》,其创作主旨也是在赞咏他曾生活过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
朱翊钧早年当学童时,还算是个乖顺的孩子,后来亲政,江山坐稳,则绝对是个不成器的败类。
第一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消极怠工的皇帝,史称:“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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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