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的晚年

　　我与王造时先生有一段特殊的缘分。1966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王先生被强制抓进监狱作无限期关押。次年，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的家属被扫地出门，他们辗转多处后搬到我家对面愚园路838弄。我因此认识了他们全家，并与王先生的继女孙克佳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协助王造时先生的遗孀，也是我的岳母郑毓秀女士为王先生的平反昭雪四处奔走。

　　艰难时期的重组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王造时先生是救国会的核心领导之一，当时在重庆与周恩来先生有亲密的交往。1957年，王造时受邀赴京，曾与周总理彻夜叙旧长谈，周恩来总理希望王先生能为党整风提些建议，希望他能出任国家某部部长等，均被王先生谢绝。回沪后，因建议国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国，被划为右派。1961年，上海市组织右派下农村短期劳动，以改造思想。王造时先生和爱国民族资本家李康年先生同在一个小组，两人成了患难朋友。得知王先生的发妻朱透芳女士已于1956年病逝，李先生将自己的外甥女郑毓秀女士，介绍给了当时身受丧妻之痛及蒙受冤屈的王造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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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世纪》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