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气与东北风——萧军、萧红与鲁迅精神的相遇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东北作家萧军、萧红与鲁迅的一段文学交往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萧军、萧红由于鲁迅的倾力帮助、提携、推荐、褒奖而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家。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对边缘化的东北地域文学的一次空前的重大影响，是新文学活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拓展，是东北文学以自己的姿态汇入新文学主流的一次重大行动，也是东北文学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鲁迅对“二萧”的竭诚相助显然有鲁迅式的对青年作家的热忱、关爱，但是，这里面也有鲁迅式的情绪、思想和选择，有鲁迅对他们的个性和文学气质——那种来自东北大地的野性、率真的欣赏，他们对鲁迅也不仅仅是感激，更有敬仰和对鲁迅精神的深切认同、追随。

　　一个老摩罗和两个小摩罗

　　鲁迅在精神气质上与“二萧”性格深处最相近、相交之处就是摩罗性格。鲁迅与“二萧”的相遇，是一个老摩罗与两个小摩罗的相遇。

　　青年鲁迅的文学梦，也是他的摩罗梦。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青年鲁迅心仪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摩罗诗人，沉迷于尼采的酒神精神。摩罗“情结”是鲁迅内心深处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情感轴心。《狂人日记》是鲁迅摩罗精神的显现。鲁迅喜欢凶兽猛禽，喜欢猫头鹰和崇高的事物，也不避讳自己内心的“暗”与“黑”，都是他对摩罗精神的自我确认。鲁迅犀利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也与其摩罗精神密不可分。《野草》和《铸剑》则是鲁迅摩罗精神的高峰体验。30年代，鲁迅作为“同路人”，参与左翼文学、文化活动，是摩罗精神的诗意化政治，和拜伦参加意大利烧炭党、投身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相近的心态。另一方面，摩罗的精神本性使他总是保持着个人的独立精神，保持着怀疑的眼光，不断前冲、搏斗，没有终点，就如同“过客”一样，是永远的漂泊者或流浪者。

　　萧军、萧红是东北青年，他们带着一股猛烈的东北风进入了鲁迅的文学视野。他们都是东北大地野生的浪漫主义者，野性、豪气、勇敢、叛逆、坦荡和率真，流动着摩罗诗人的热血。萧军身上有着东北大地蓬勃、激越的野性气质。他没有一般青年作家的那种受教育的经历，六七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只上过几年私塾。他像东北原野里的野草一样，在雪雨风霜里成长。他不止一次说，从小的理想是当兵或当土匪，闯荡天下。他家族里的长辈的确有土匪。他进过讲武堂，学过武术，当过宪兵，侠肝义胆，颇有绿林豪杰之气。萧红说他有“强盗的灵魂”。《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就曾经是土匪，这也和历史相符，义勇军就有很多土匪。萧军就是在当兵期间阅读了鲁迅的《野草》。《野草》那种浪漫主义的英雄精神，给萧军以极大的营养。萧军给鲁迅的第一封信就请教了《野草》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与鲁迅通信过程中，萧军为自己的东北身份尤其是“野气”而困惑，“我之被‘中国’文坛上的某些作家们看不好，在我刚到上海不久就开始了。他们把我算为‘外来者’、‘东北佬’、有‘土匪’气、有‘流氓’气、有‘野’气……总而言之是不顺眼……”(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但是，鲁迅却说：“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跑跑也好，不过上海恐怕未必宜于练习跑；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语言，将来必须下令禁止。”(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萧红是一去不回头的娜拉。她给一般人的印象是率真、单纯、开朗。在萧军眼里，她更多的是小女人气，体弱多病，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孤芳自赏，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因为萧军太粗犷，忽略了她性格的另一面。在鲁迅面前，她是个孩子，更多是单纯、率真、爽朗。不过，她还有刚烈、强悍、果敢的一面，乃至有《雷雨》中繁漪的一面，这是一种近似于萧军的那种东北大地的野性。她20岁就离家出走，那种叛逆性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女人所能够做到的。她的胞弟张绣琢回忆说，姐姐萧红，“她刚满二十岁就离开了家，而且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强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张绣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她的同学李洁吾说：“她的面部表情总是冷漠的，但又现出一点天真和稚气；她的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那种刚烈、豪爽的气概，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她没有一点娇柔作态的女人气，总是以一个‘大’的姿态和别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蕻良相爱，在西安的时候，萧军找端木蕻良决斗，萧红听到声音，急忙赶过来，厉声说：“萧军！你耍什么野蛮？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其他地方，你这种宪兵作风还是收起来吧！我告诉你，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我是说话算话的！这点你应该知道！”(钟耀群：《端木与萧红》，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虽然不是完美的作品，却体现出东北大地的生存状态和反抗精神。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主要是写出了东北人民的反抗精神，带着东北大地的凄厉的雄风。这种反抗精神，当然是不为异族所奴役的抗战精神，但同时也是不为本国统治者的奴才的反抗精神。鲁迅所看重的就是这种双重性的反抗精神。在鲁迅眼中，《八月的乡村》暗示着两个中国和中国社会的阴暗传统：一方面是外患袭来，民众水深火热；另一方面却是统治者对本国人民的淫威。宋朝如此，鸦片战争以来也是如此。“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但是，在萧军和《八月的乡村》这里，鲁迅却看到了一颗不驯服的心：“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萧红的《生死场》也涉及东北民众的反抗侵略的精神觉醒，但更重要的却揭示出东北民众的苦难、悲惨、落后的生存现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的生存线非常低，达到牛马那样程度的时候，中国人就会感到满足，坐稳了奴隶，在很多的时候，中国人在生存上连牛马都不如。《生死场》无疑揭示出中国人的这种悲惨的状况。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萧红以本色而细致的笔触，勾勒出东北乡村的原生态，就像东北农民画一样的。人和动物之间界限模糊，人像动物一样生存着、挣扎着。就像胡风说的那样，“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而人们却不知不觉。在这方面，《生死场》似乎和鲁迅小说有着更为自然而深沉的精神联系。鲁迅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人和事放在自然中去写。人们往往是自在性的，传统、现实的存在并不直接以观念性的方式存在于人物和叙事之中，人物性格与日常生活、地方习俗、个人习惯完全是融为一体。人性与习俗、文化的存在之间没有裂缝。人性生活化，生活变成人性本身。鲁迅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那种“忧愤深广”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往往和这种悲剧密切相关。萧红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小说的这个特点，“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 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 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萧红《生死场》的这种东北乡土叙事，显然与鲁迅有更大的共鸣。“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8页)《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给上海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鲁迅对萧红评价、期许很高，许广平回忆说：“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作品，是如众所周知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

　　独立、自由的立场

　　萧军、萧红都从鲁迅身上汲取了更多的思想、精神养分，这使他们原有的东北文化气质无形中受到培植、鼓励和升华，从而使他们在文学活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更大的自信，更充分的个性精神。

　　在萧军那里，《八月的乡村》之后，还有更具雄心和气魄的创作，那就是《第三代》。这部长篇巨制和《八月的乡村》一样粗犷、豪放，却更为厚重、充实。萧军要把辛亥革命以来东北乡村的生活及其变异展现出来，既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又有史诗性的开阔、深刻。小说将东北乡村的农民性格、其他各色人物及其命运置于大时代的背景加以刻画，农民和土匪的性格刻画尤为成功。对于农民性格，一方面写出他们的“沉默的灵魂”，揭示出他们的精神弱点——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另一方面也写出他们的生命力量、挣扎、反抗，尤其是后者，海交、半截塔、刘元等土匪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土匪形象是萧军等东北作家给新文学增添的一份特异的光彩。

　　在萧军身上，我以为更具魅力、更为可贵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如上文所述，萧军第一次接触到的鲁迅作品是《野草》。《野草》对萧军的性格构成巨大的影响和支撑。他的那种来自东北大地的“匪气”、“野气”也包括那种“流浪汉”的气质，与其说是一种野蛮，不如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萧军式呈现，是《野草》那种浪漫主义英雄精神的扩散、延伸。在延安期间他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也明显带有《野草》式的浪漫主义气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一面参与，一面却有所不为，有所保留，有所抗争。为王实味辩护，认为王实味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无原则问题。他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却是一种平等的姿态，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应该是可贵的姿态。他在《延安日记》中对延安有很多批评。

　　在抗战文艺的大潮中，萧红不盲从，她有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坚守。她大致与鲁迅相同，在更本质的层面上，是一种启蒙的立场，同时带有萧红个人性的精神气质。在抗战文学的浪潮中，她以自己的方式与时代建立起联系，更多地保留着自我的天性。她不擅长萧军那种直接突进时代的宏大叙事，却更长于边缘化的抒情性叙事。萧红选择端木蕻良并与其一起南下，而不去延安，有避开萧军的情感因素，也是她那种不屈不挠的自尊、自由精神的显现。她有着强烈的文学自信，雄心勃勃。在漂泊无定的战争中，她总是试图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来实践她的文学梦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骆宾基：《萧红小传》，晓川、彭放主编：《百年诞辰忆萧红》，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她是不断后撤，让自己退回到“五四”文学精神中去，这种文学观念显然来自于鲁迅文学的启蒙精神，又不同于左翼时期的鲁迅观点。

　　1938年 1 月，在《七月》 杂志社主持召开的 “抗战以来文艺动态和展望座谈会” 上，讨论创造新形式的问题，有人认为作家离开前线就脱离了生活，萧红却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跑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住罢了， 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 她还举例说：“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七月》1938年1月号。转引自季红真：《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 2011年，第 389页)这种观点近似于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1938年4月29日，《七月》杂志第三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现时文艺活动”萧红再次表达了她的文学观念：“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向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理解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需要时间才能够把握的。”(《七月》1938年1月号。转引自季红真：《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 2011年，第 423页)这种观点显然是由左翼文学而回到了“五四”文学，和鲁迅的文学阶级性也有所不同了。

　　在实际的创作上，《马伯乐》是对改造“国民性”的五四启蒙主题的回应，同时，也加入了抗战时期新的历史内容。那种幽默与讽刺的夸张语言，是萧红小说另外的一种笔调。能够代表她晚期创作特色和成就的当然是《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这正是她所说的那种在题材上和作者“起着思恋的情绪”的作品。茅盾为萧红远离抗战时代而感到遗憾，然而萧红却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一份特异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