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笔下的1948年

　　在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这部著作的观念中，1948年是一个“天地玄黄”的年份，是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大决战的时刻。这一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胜负已几成定局，但国民党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其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深重，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情态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萧条、秩序的动荡，还深层次地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一般认为，诗人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心态更为敏感、观察视角更为敏锐的一群，但又区别于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论来思考、解决问题的研究者。因此诗人面对“天地玄黄”的时局所做出的反应是值得关注的，在他们的诗作中能看到这些诗人对现实之“变”的心灵感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革年代的诗作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是用诗性语言的方式处理个体生命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因此，九叶诗人在1948年的写作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九叶诗人，或九叶派，并不是一个在1940年代就被确定的称呼。据唐湜介绍，当年环绕着《诗创造》，尤其是流派色彩较浓的《中国新诗》的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年纪大些的前辈诗人就有冯至、卞之琳、方敬、徐迟、金克木几位，年轻一些的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杨禾、羊翚几位。(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九叶诗人(九叶派)是1981年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所编《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评论家所赋予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杭约赫这九位诗人的集体称谓。这几位诗人虽然在个人创作风格方面有所差别，但在袁可嘉看来，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因此围绕着《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的特点被袁可嘉概括为“现实、象征、玄学”，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深厚含蓄，玄学则表现于理智感觉、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求》)九叶诗人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诗学理论和里尔克、奥登、艾略特等诗人创作的影响，因此九叶诗人是中西合璧的一群。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与独到的创作手法，使得九叶诗人笔下的194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变革之年”。

　　对“风景”的“观看”

　　九叶诗人对“时代之变”的捕捉，最初的阶段是身临其境的感官体会，如眼睛的“观看”。通过“观看”，1948年的社会万象便转换为一幕幕图像为诗人所接受，但是如果仅是对所见之景进行简单的描摹，则不足以书写“时代之变”。九叶诗人在作品中力图通过事物的表象，看到社会生活的核心，也即把感官所能体会到的“风景”在诗歌中转化为时代与心灵的“风景”，将单纯的视觉体验变为文字经验。如同里尔克的作品《布里格随笔》中对风景的描绘一样，九叶诗人在诗歌中睁开了时代的“经验之眼”。

　　辛笛的诗作《风景》标题即点明了内容的主旨。作者也在诗末缀明写作的时间、地点：1948年夏在沪杭道中。但辛笛并不是单纯地记叙旅途之风景，他看到的是“风景”，想到的却是“社会问题”，记叙过程中有着形象的比喻，并掺杂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丑陋的事物比平时更为触目惊心。辛笛描写“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之类的“风景”，实际上是为了指出这样的畸形风景之“病”，为了“反风景”，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忧虑之感。

　　与之相类似的诗作还可以举出袁可嘉的两首描写城市的诗《上海》《南京》。这两首诗或用夸张的手法写到巨变之际城市里的乱象：“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上海》)或将城市拟人化，在书写混乱时局的同时也表示出对时局的嘲讽：“糊涂虫看着你觉得心疼，/精神病学家断定你发了疯，/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洞！”(《南京》)与辛笛的《风景》所采用的角度相类似，袁可嘉在“观看”城市“风景”的同时也在对“风景”做出评判，将“风景”转变为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景象，体现了一个诗人对1948年这个变革时代的感知，也与其提出的“现实、象征、玄学”的主张相契合。

　　“等待”与“忍耐”

　　1948年是黑暗与黎明最后决战的时刻，旧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新的时代还在路上。在这样一个转折年代，九叶诗人们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等待”和“忍耐”。这是因为九叶诗人都具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也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但他们毕竟不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们虽然预感到“光明就在眼前”，但对于未来的具体图景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忍耐”和“等待”便成为他们在诗歌中流露出的一种应对时局的态度，因为“光明”的诞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过程充满艰难。

　　1948年夏，辛笛在上海写下一首名为《春天这就来》的诗。在开头诗人便有着疑问：“春天这就来/冬天你走不走去？”虽然写作的时间是夏天，但诗人感到身处的社会环境是“冬天”，并在焦急、疑虑中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春天、忍受寒冬”的心情也是女诗人陈敬容所拥有的，她在《抗辩》一诗中说出了被迫忍受黑暗时局的无奈：“是呵，我们应该闭着眼，/不问那不许问的是非；/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只有忍受/到最后；我们还得甘心地/交出一切我们的所有，/连同被砍杀后的一堆骨头。”并且正因为有“忍受”的苦楚，诗人才更加渴望“春天”的到来：“多少个寒冬、长夜，/岩石里锁住未知的春天，/旷野的风，旋动四方的/云彩，凝成血和肉，/等待，不断地等待……”(《题罗丹作〈春〉》)

　　在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中，“等待”和“忍耐”的主题也有所演绎：“人们忍受过多的现实，/有时并不能立刻想出意义。”“人们在冰块与火焰中沉默地等待，/啊，取火的人在黑暗中已经走来……”的确，正如路翎在1948年所作《危楼日记》中所说：“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有极沉重的东西，大家称之为‘时局’的，重压着人们。”在变革的关头，人们总是期盼光明快些到来，“等待”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忍受”，因为时间在重压之下显得更为缓慢，但“忍受”和“等待”仍然是必须的过程，因为杜运燮笔下那“冲破冰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终究会来。

　　批判，呼唤以及犹疑

　　前文说过，面对“天地玄黄”的局势，九叶诗人的态度之一是“忍耐”和“等待”。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国民党政权的丑恶行径、混乱的社会秩序、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局面都是九叶诗人在作品中批判的对象。他们希望拥有稳定、正常的社会环境，富足、幸福的生活，相信人民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在热切呼唤光明的到来。九叶诗人的这种“批判与呼唤”虽然带有政治意味，但他们的诗作绝不是庸俗、呆板的“政治抒情诗”。他们“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连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求》)九叶诗人的作品中的“政治”是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相结合，并且决不是放逐诗歌语言艺术的“政治”。杭约赫在1948年所作的两部长诗《火烧的城》和《复活的土地》都充斥着对时局不乏艺术感的批判，如《复活的土地》中写到：“生存的欲求，从墙上到地面/一层层凝固，凝固又剥落。/徒手的杂色的行列，向那些/张开的口——吸血的口和/枪口走去，生命的旗帜/飏起来，再飏起来，又回归于/流血的尘土。”但即便如此，九叶诗人们还是愿意相信“光明”的到来，对“人民的旗”的呼唤与肯定出现在唐祈的笔下：“一个巨大的历史形象完成于这面光辉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阳光那样闪熠/映照在我们空间前前后后/从这里到那里。”(《时间与旗》)

　　虽然九叶诗人不满于时局，并期待时代的新生，然而在“批判与呼唤”的热烈声音中，仍然有一丝“不和谐”的犹疑。诗人穆旦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已被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据姜涛研究，穆旦自1947年春开始，就连续写下《时感四首》《荒村》《饥饿的中国》《甘地之死》《诗四首》等作品，类似于一个连续展开的动态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姜涛《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在创作于1948年8月的《诗四首》中，穆旦虽然也期待“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不过他总是用一个“但”字来表达他对“历史循环论”的焦虑与不安，于是他担心“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这种犹疑的心态其实是正常的，正如姜涛所说：“‘天地玄黄’的时刻也是一个开放的时刻，能否主动站在变动的历史内部，而非挪用固化的感受方式、认识方式，去把握变动的契机，形成多层次的视野，其实检验着自由思想的历史可能性。”(姜涛《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在1948年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因为个人观念、立场的不同，所以任何抉择都有可能。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正如杭约赫《复活的土地》的最后一句所言，1948年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虽然“大局玄黄未定”，然而“一切终得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在新旧交替之间，九叶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对时局的态度，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心态的代表。在他们的诗中既有充满现实关怀的“观看”，又有“忍耐”与“等待”的主题；而最核心的部分，乃是对黑暗的批判、对光明的呼唤，以及批判与呼唤之间的一丝犹疑。“现在”变得难以忍受，“未来”虽然难以确定是怎样的情形，但仍然值得期待，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是“丰富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