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她们”中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6日07:40 吴雪丽

  张莉的《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是她对当下女性文学书写的关注、思考与表达。在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背后,是张莉多年以来对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持续关注,是她在文本与自我的生命经验之间游走、对话的研究热情。

  《姐妹镜像》主要以21世纪的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为考察对象,以“社会性别”的视野探析女性写作所取得的成就与问题。作者以对女性的生命经验与体认进入文本世界,并且这个“经验”不是西方的、不是超验的,而是成长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女性的”、“知识者的”、“我的”经验。由此出发,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那些“沉默的他者”、“不可见阶层”的女性生活经验得以被发现。于是,“姐妹情谊”不再是作家与被书写者的“情谊”,也是批评家、作家与“沉默的女性”的“情谊”。

  在“在地”的社会性别的批评视野下,新世纪女性书写不再只是呈现“闺房”里“隐秘”的女性经验、或者是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抵抗与解构,而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从根植于民族国家、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出发,一如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的变化。张莉欣喜于林白放弃以往的所有姿态开始倾听来自“大地”的声音,在对林白的女性书写的体认中,其实也展示了作者的批评姿态:告别女性文学研究相对单一的“性别”姿态,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的意义上审视女性书写的得失。

  与写作一样,批评同样是一种姿态。从《姐妹镜像》中可以看到,作为批评者的张莉愿意作为“万物”站立在“大地”上,由是,作为“打工者”的诗人郑小琼、散文家塞壬等进入她的关注视野并不奇怪,郑小琼、塞壬的疼痛也是作为批评家的疼痛,她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命经验也不独属于她们自己,而是女性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边缘群体的。张莉对郑小琼的解读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诗人,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批评家,她们是“姐妹”、又超越了“姐妹情谊”,她们共同作为“人”一起向这个全球化资本世界发出抗辩之声:警惕、拒绝、不屈服。

  文学批评是通过“批评”这个窗口与“世界”发生联系,并表达批评家对世界的体认。《姐妹镜像》中对“非虚构女性写作”的考察体现了这样一种姿态:批评是“独语”,也是“公共言说”。从梁鸿的《梁庄》、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王小妮的《上课记》等作品中,论者看到了“非虚构书写”中女性写作者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的转变,看到文学重回社会公共空间的尝试。作家们站在那些受伤害的、边缘的立场进行讲述,批评家则以一种新的批评实践使文学批评重回社会公共空间。

  《姐妹镜像》勾勒女性书写的传统有历史的厚重与稳健,在论著中,我们重新认识了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林白,也重新认识了那些“70后”作家。张莉对魏微写作中“异乡人”的体认,对鲁敏小说中“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的辨识,可谓切中。魏微和鲁敏的小说是个人之于时代的思考,而张莉有关她们的论述也是她对身在的现实、时代的思考。论及魏微小说中的“异乡感”时,她感慨到:“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个飞速旋转时代的异乡人?每一个人,内心里不都有个他乡与故乡?”从鲁敏小说人物的“暗疾”,张莉体察到普通人的卑微与无奈:“由暗疾处,你会感受到作为人的卑微和渺小,也由暗疾处,你会发现作为人的虚弱与灰暗。”这是别一种“姐妹情谊”,体贴、温爱、宽厚,同时悄悄提醒你,生活也许有另一种可能。

  《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建构的新世纪女性写作谱系,以及它对女性写作中“姐妹情谊”的新的理解与阐释,更是因为批评家是以“人”的声音在说话,以“知识者”的视野在思考,以“女性”的角度在体察,体现了当代批评可贵的精神: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是对自我生命的重新认知,是对世界的深入理解与思考,是对人性的持续省察与追问。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批评应“以人的声音说话”,批评家应带有“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在我看来,《姐妹镜像》正是这一批评伦理的有力体现,期待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能成为一种有同情、理解也有反思、质疑,有温度也有痛感的精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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