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清作品研讨会小辑

　　编者按：近日，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张玉清《地下室里的猫》等“直面青春系列”作品研讨会在浙江师大举行。

　　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张玉清的短篇小说集《地下室里的猫》及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直面青春系列”作品展开。与会者们依然坚持独立、严谨、坦诚、纯粹的学院批评立场，从儿童小说创作的绝望与希望之道、成人与儿童之界、偶然与必然之间、物象与心象之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现将研讨会综述摘要如下：

　　儿童文学创作的成人与儿童之界

　　张玉清曾在他第一部少年小说集《青春风景》的后记中说：“我一直是既写儿童文学也写成人文学。我有了一个发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成人文学里的最美之点常常是那些带有儿童文学色彩的地方，而儿童文学的最美之点又常常是里面的带有成人文学色彩的地方。”方卫平教授认为这段话把张玉清重要的创作特色表达了出来。

　　钱淑英博士认为张玉清的创作突破了儿童文学中一直以来自觉不自觉的限定，“跨界”的写作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杜明城以其作为“台湾好书大家读”评审委员的评审经历以及参加剑桥大学研讨会的研讨经历指出现有儿童文学格局的局限之处。研究生童潇骁认为，作家林世仁的创作宗旨“以儿童为中心，而不以儿童为边界”也应和了张玉清的创作观。

　　胡丽娜博士对该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儿童的发现，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而且对现代文学的观念、思维方式、艺术表现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是钱理群在《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中阐述的“儿童”与“文学”的观点。胡丽娜引用这一观点指出，当成人文学在观照童年视角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时，儿童文学却为踏上独立的征程而有了很多的自我设限，在当代相对自足的、自成体系的格局中，儿童文学也产生了相对的封闭，诸如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迟子建的《疯人院里的小磨盘》、蒋韵的《完美的旅行》等成人文学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童年风景与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中呈现的童年风景有着很大的差别，而张玉清的作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界限。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绝望与希望之道

　　钱淑英充分肯定了张玉清作品的艺术功力与思想深度，认为他的作品中对于人性和教育问题的反映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同时她也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出发，以《我们谁会当叛徒》和《牛骨头》为例，具体论述了对于张玉清作品中所表现出“绝望”与“希望”的态度。《我们谁会当叛徒》讲述了一场看似游戏实则残酷的群体事件，《牛骨头》所讲述的则是一位父亲在特殊年代里的生活智慧。前者揭示了儿童与恶的主题，所呈现的精神力度是巨大的，但后者在困乏中创造希望的过程却无疑能够给人更多的温暖。

　　常立以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名言“童话其实最真实不过：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可以战胜的”回应了钱淑英的观点。

　　儿童小说情节处理的偶然与必然之间

　　方卫平肯定张玉清短篇小说作品中的死亡描写，认为张玉清以极高的技巧将作品写得刀刀见血，作品中对童年的塑造和渴望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同时他也探讨了张玉清作品中死亡描写的“偶然与必然”的问题。方卫平认为虽然无论是从时代的逻辑，还是童年的逻辑或者文学的逻辑来看，《我们谁会当叛徒》中的死亡描写都是成立的。但也有些作品中死亡场景更像是偶然之死，而这种偶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死亡描写的文学高度。

　　随后与会者以《我们谁会当叛徒》为例，围绕着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常立表示赞同方卫平所说的“死亡是必然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我们谁会当叛徒》的“死亡”虽然是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但如果情节的设置能让悲剧的命运完全不可避免就会更有力量。周晓波教授将张玉清的作品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进行对比之后，也认同方卫平的观点。赵霞博士则认为张玉清在《我们谁会当叛徒》中对于死亡的处理无可厚非。通过将与《我们谁会当叛徒》中的死亡与《饥饿游戏》中的死亡进行对比，赵霞认为张玉清恰到好处地把生活中必然和偶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主角刘臣的死亡是沉重的历史造成的，因此无可避免。

　　儿童文学意象的物象与心象之辨

　　周晓波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张玉清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肯定了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直面青春系列”的文学价值，但如果每篇作品标明发表时间，作品或许更有文学史价值。方卫平回应了周晓波的观点，他充分肯定了张玉清的短篇作品在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他是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最有分量的三位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认为张玉清平静、节制的叙述赋予作品巨大的文学张力，作品中所记录的时代记忆与表情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何向阳对张玉清《与诗人在一起的日子》做出如下评论：“这篇小说在我心灵当中产生了震动，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故事了，那是文学，那是呼吸，是从形象和物象中走出来，达到一种心象和方向。”钱淑英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张玉清的早期作品之所以会产生前后的阅读体验差异，正是因为它们所描写的是“形象和物象”，所以虽然它们指向的故事是具体的，可是最后留下的文学印象是模糊的。赵霞则援引澳大利亚学者芭芭拉•沃尔在其著作《叙事者的声音》中提到的“读出来的童书”和“读进去的童书”的概念对此进行说明。她认为张玉清的“直面青春系列”是“读出来的童书”，而《地下室的猫》这本作品则是“读进去的童书”。“读出来的童书”是指，这些书在童年时代的某一个阶段陪伴读者，但会随着读者的成长退出他们的阅读舞台，“读进去的童书”则会伴随着读者年龄的增长，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人以不同的意味和启迪。她认为，无论是“读出来的童书”还是“读进去的童书”，它们带给读者的情感冲击，心灵上的关怀都是一样厚重的。

　　此外，通过将乔伊斯的《阿拉比》与张玉清的《小百合》进行对比，常立指出：之所以前者厚重，而后者清浅，与作者在处理小说中“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有关。《小百合》在处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时，没有《阿拉比》那么决绝，其中的人物不是一个绝对孤独的个体，而是混合在集体当中，混同在群体中，因此面目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