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散文学会小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05日15:22

  编者按:日前,河北散文学会2015年度年会暨第九届河北省散文名作奖颁奖大会在南大港举行。

  会议总结了近年来河北散文创作成果并向获奖作家颁发了证书。此次共有15部散文集、118篇单篇散文作品获奖。其中,宋利萍的《绿窗人静》、安海的《季节河》等4部散文集和王福利的《在一棵树下静静老去》、李宪民的《头一次背娘》、宁雨的《嫁妆树》等8篇单篇散文获一等奖。

  此次获奖的多数是基层作家,他们身处一线,心系苍生,脚踏实地,热情洋溢;虽没有更多的理论支撑,却有深厚的生活积淀。火热的生活给了他们澎湃的创作激情。本刊邀请部分获奖作家谈生活感悟,谈创作识见,虽未成体系,也不一定精确,却发一家之言。

  宋利萍:散文是综合的艺术

  我的写作有四个根基:乡村的滋养,野性的保持,读书的诱惑,诗歌的锤炼。

  乡村滋养

  我生在塞北热河,诗人郭小川的故乡,永不消解的故园乡愁,游牧部落豪爽的马背文化,避暑山庄多民族融合的清宫文化,造就我的气质与性格,讷于言而敏于行。我的童年有一片旷野,感谢我的祖爷爷发展了中医世家,但仍然主要以种田谋生。所以我一直称自己为柴火妞,出嫁多年,几乎一直在老家过年,还像小姑娘满村跑着拜大年,和我的乡亲把酒话桑麻。

  夏夜,阴天,村庄陷入黑暗,我在廊下看手机,蚊蛾轰轰来袭,钻进裙角,我也没挪开。天鹅绒般的黑夜,就这样奢侈。白天我挖地种菜,给院子铺一条石板道,铁锨镐头撒着欢上阵。

  老舅家的表弟来我家帮着干活,他用大手有力地平着细土,说这土多好呀,像摸在“皮肤”上。我惊讶地看着他,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只有天天躬身土地的人才说得出来。我必须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朴素的表情,身体的方向,和心灵的温度。

  保持青涩、野性的一面

  我是学医的,又在医学院校当教授,与文学不沾边,没有框框,不受约束。我生于山野,写作也像山野的丛林,没个规矩,恣意放纵,想怎么生就怎么长。保持青涩,青涩是草木的味道,生命本真的东西。保持野性,是莫要拘谨,率性而为,它也可能是天性。所以我文章里,能随意把叙述、描写、议论三位一体地熔于一炉,行文如山间小溪自在跳跃,语言上犀利乖张又不拘一格,将诗性的词语和土语、俚语、流行语杂糅在一起,写兴奋了,也有大开大合的幽默感,纷陈杂出,充满鲜活的民间气息。

  读书的诱惑

  不能完全按兴趣读,经典的书读不下去也要尝试去读,比如但丁的《神曲》,我读了多年没超过第3页,不知有多少人能从头至尾读过来,读不进去怎么办?现在我知道,《神曲》得神读。

  太长分开,地狱,炼狱,天堂,各33曲,加序曲,100曲,每天读一曲。读完就放下,精彩处还想读也放下,读不懂也要读,读得烦躁也要读。我像《一千零一夜》里讲故事的女人,自己是王和王后,能掌控节奏。早晨一醒就读,不在床上,而是马桶上。书就搁在小台子上,翻开即弹奏,滑过136个音阶就起身。我逼迫自己锻炼,14233个,天堂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但我上一级,就靠近理想一步。《神曲》读的是信念。

  接着我拿起《荷马史诗》,更厚,但我一点都不怕了。读书即是修行,从喧嚣回到心灵的原点,也能比别人多迈出那么一小步,对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世界,充满悲悯和信念。

  散文是有气质的,一定要进行诗歌的锤炼。

  我读雨果的《悲惨世界》,那里面宗教事理、家庭背景、一场惨烈的战争,叙述很庞大,一般人会跳过,但是雨果的,你不想跳,处处有神来之笔,语言极具吸引力。我就想,这人肯定学过写诗。一查,人家雨果就是大诗人。

  屠格涅夫,《初恋》《前夜》《父与子》都充满诗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亦是。莫言,虽然语言太汹涌,太过暴力,不适合老人和心脏病患者,但他的语言仍然随处可见诗意的表达。刘亮程,写的是村庄,就是一堆土坷垃,但我们读到的都是诗。诗的语言更能表现悲情,充满张力,直击内心,一句有一句的分量。所以,进行任何体裁的创作,一定先是个诗人。

  李宪民:表达你的发现

  对散文创作的认知,我感受最深的只有6个字——表达你的发现。

  表达你的发现,太难,难在哪里,难在“发现”。海德格尔讲生活的诗意,其实也源于发现。散文不是再现,而是表现。表现什么,就是写好“象”,揭示出“义”,达到“呈现”与“抵达”的目的,一句话,把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传导出来。

  “发现”藏在哪里,它就藏在你心灵的深处,常常是隐约的痛。《背娘》写的是母亲出院那天自己背娘上楼的情景,对我来说,这还是人生头一遭。小时候是娘背“我”,现在是“我”背娘,眼看着我一步步由稚嫩走向成熟,而娘却一步步从春天走向冬天,通过生命的对比,引来物衰的咏叹。童庆炳教授曾经说过,“散文对于作家而言,就是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写完一篇,那体验的一部分就被输出过了,不能再输出了”。散文写作是一种生命写作,它应当传递作者本人的体温、脉动和心跳,应当表现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意向。

  “发现”缘何而来,决定于你的心量、眼量。心量、眼量不同,人生的品位就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就不同,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果就不同,写出的文字当然也大有差异。

  心量、眼量从何而来呢?来自于写作者自觉树立起文学使命感与担当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写作强调要坚守博爱、仁慈、宽容、自由、悲悯、感恩、人性的“普世价值”。

  再说“你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共识,就是“散文是我的世界”,这决定了“我”必须介入进来,取“在场”的态度,而且“我”的介入,绝不光是当某一事件的见证人、发言人,同时对生活要有细致、深度的观察,对生活要有深切的体验、感受和理解,而且还要从人性的角度、生命的本质意义上去体验、去感受、去把握,使内部精神要高度介入。

  最后说“表达”。文学第一要素是语言。题材再好,构思再巧,如果语言差就失败。袁枚主张“一切诗文,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字立纸上,就是语言具有张力表现力,鲜明准确生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一句“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句中的“翼”

  字,用得最妙最生动传神。写出了亭之形状,静物的动态,是其他字所不能替代的。我觉得,创作过程应该像织布一样,以事件为纬线,以情感为经线,以文学语言为手段,为读者提供一种独特的、生命的体验,从而彼此产生一种心灵的碰撞和共鸣。

  安    海:散文创作之浅见

  作为一个文学后学,我想说的是,散文需要真情写、写真情,只有真实情感浸润后的文字才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内在力量。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文学总是要有社会担当的,一个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是人学,我们常说:做文先做人、文如其人。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其人格精神必然会浸润到文字深处。因此著名作家孙犁认为: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这就需要我们去直面现实,关照人生,关注社会,倾情底层,努力让自己的灵魂抵达个体生命的纵深处,用自己的笔呼唤爱心、自由、尊严、平等。社会生活是粮食,文学作品是美酒,每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个互不相同的酿酒师,真正的文学是独特的,是不能重复的,更不能是虚假的,否则这个酿酒师酿出的便不是美酒,而是酒精。

  王福利:记下今天,回望经历

  在别人看起来也许还算年轻的我,却总是感觉到时光飞逝,让人如此飞快地老去;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开始,从听到身边师友的第一句激励开始。我总怕以这短短余生,在文字长路上走得不够远,愧对自己这一份选择;我总怕以这有限精力,在文学高山上爬得不够高,愧对眼前这一份期待。

  正是这种将散文融入生命的时间紧迫感,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实过:散文写作,延伸了我的生命长度与宽度。

  也是这种长度与宽度的延伸,让我可以站在一片千年古墟前,跨越古今两个时空与古人对话;让我可以坐在一棵百年老树下,跨越人树两种语言与树灵对话。在写完《在一棵树下静静老去》那篇文章的时候,几百里外的肃宁梨花早已落尽,可那一幅午后坐在梨树下看雪一样的花瓣在眼前舞落的安静画面,一次又一次在眼前清晰浮现;我想,那一份安静,是共同有着文人情怀的我们的共同向往。

  仓央嘉措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闲事。于我,世间事,除了文字,哪一件不能放下。深入骨髓的这份情结,有时因为世间琐事,暂且潜藏于无眠静夜;有时因为一时彷徨,错乱迷失在精神与物质的岔口;有时因为梦想看起来如此遥不可及,在世间的人情冷暖里掩饰逃避。但只要俗世的生活还能打开一丝可以喘息的细缝,这份情结便会在沉寂已久的蕴积里恣意疯长,不受控制;有了这份情结寄托,世间事,哪一件能比文字重要?

  潘永生:邯郸道上追梦人

  我写作《穿越邯郸》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五年中,我乐此不疲,终于坚持用自己的双脚完成了邯郸穿越。

  我姓潘,祖辈传给我的。但潘姓序列中两个著名文学形象的出现,遇到介绍自己姓氏时,总是感觉很尴尬。后来我才知道,潘仁美的原型叫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潘金莲的原型则是贝州知州的千金,大家闺秀。二人的故里均在归属古赵邯郸的地域内,一个在魏县李庄,一个在清河县黄金庄。在穿越邯郸的行程中,我走遍了潘姓的得姓地、迁徙地和郡望地。潘美的故里,魏县边马乡李庄,原名潘庄,为了躲避合族的杀戮,全部改为李姓。现在的李庄,很多人忌讳谈潘李易姓。去清河探访潘金莲,在武家那武大郎祠堂,武家人只承认被诋毁的武大郎,而不承认被英雄化的打虎英雄武松。

  我喜欢旅行,喜欢带着思想去远行的生活方式,喜欢享受身处异乡孤独寂寞的心理感受,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感觉离真正的人生近了一层。那年,我正在写《燕王扫碑》的文章,经过威县第什营村南时,看到田野里有一块大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祖宗碑,记载了这家人的丈夫跟随燕王朱棣征战并战死在前线,他的妻子和儿子们遂定居在此地的过程。为我的写作凭空多添了一份鲜活的史料。我这样认为,纵观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可能,就去他的墓地看看,中国人讲求“事死如事生”,墓地传递的信息,多半是冥冥之中的心灵感应。

  写文化游记,最忌讳的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以讹传讹,歪曲历史。临漳县有个邺城遗址,邺城三台、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现存的残台叫金凤台,好多到过这里游览的人,总是把金凤台误为铜雀台,于是我写了《谁辨金凤铜雀台》。

  由此我深深感悟到,文化游记的生命在于作者的亲历性与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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