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汉口的恢宏画卷——评姜燕鸣长篇小说《倾城》

　　汉口风情的爱情悲歌

　　长篇小说《倾城》是一部1938 年发生在战时首都武汉的战争劫难、人生际遇、生死契阔、颠沛流离的爱情离乱故事。武汉城内的普通百姓，无端被卷入一场由外敌入侵引发的战争中，生命在战争中消失，爱情在破碎中幻灭。宏大的历史，隐匿在叙事现场的背后，书中的几个女人徐瑷、佳莉、云素和宋香菊的感情、心理的描写细腻而真切。小说通过对于在战乱中的几个女人在婚姻爱情变故中的心灵历史的追踪，寻找着爱情的真正意义。作者没有直接描写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而是比较真实地书写了几个不同气质的女人，在经历“武汉保卫战”这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劫难时，对于战争灾害的残酷性、恐惧感的深切悲情体验。作者以独特的构思，将历史缩略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城市时空，实际上寄予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涵。以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反映了大时代的动荡，以几个女人的离乱、变故、死亡，浓缩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小说没有设置特别抓人的情节、惊险的故事，而是将笔触像慢镜头一样，对1938 年前后的战时首都——武汉人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一一扫描。这些细节的奇效之处在于，这样的细节越多，武汉人日常生活的全貌甚至精神生活的全貌就越清晰，武汉味道也显得越来越浓厚，武汉保卫战战时紧张而活跃的气氛就更加真实。小说《倾城》在对武汉无辜百姓苦难的描写中，体现了作者对普通民众生命的同情与尊重。在这场战争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是女性。外在的文化压迫与内心的文化压抑，再加上自身柔弱的先天条件，使她们往往最先成为社会变故的牺牲品；而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结构，又使她们对苦难与不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而心灵的创伤，往往较为剧烈紧张，在女性身上，更容易体现出悲剧审美意味。

　　也正是在这几个美丽女子，具有强烈悲剧感的人生境遇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和人道；看到了一片使你感动的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面对坚硬的现实，在人的生生死死问题上，她们对于爱情的浪漫体验被剥夺，一种感伤的、悲痛的感情，一种清醒的彻悟，使她们面对现实中的个人命运，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当战争的阴影向她们的爱情步步逼近的时候，她们清楚地听到了国家撕裂与爱情破碎的声音，从而意识到，奋身投入对这场荒诞的战争进行顽强抵抗的洪流，已经不可避免。

　　作为一部以宏大的历史和战争为背景的文学叙事文本，长篇小说《倾城》始终充溢着小说家的历史的悲剧意识。姜燕鸣在写作准备阶段，面对大量史料的时候，透析出了历史发展中的悲剧因子，并在自己的叙述中予以展示营构。与历史家有所不同的是，姜燕鸣更关注的是历史背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姜燕鸣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由具体的个体命运所反映出来的不可摆脱的矛盾冲突，以及生命美丽而忧伤的终结、壮志难酬的无奈、生不逢时的怨艾、求而不得的怅惘，是人生具体的悲剧境遇与悲剧情愫。这其中也深深渗透着叙述者升华悲剧的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炽烈的爱情和成熟的理性成全了这部小说。人类政治文明，在曲折行进的过程中，一路甩下愚昧，却甩不下知命的渴望。这种渴望不属于文明，也不属于愚昧。即使是在战争的阴影日益逼近的时刻，世俗生命的欲望是挡不住的。悲剧性的困惑从一开始就注定在这几个女子身上发生，作者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停地深入、追寻。一种不安的期待，从揪心的爱情故事开始，而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则成了小说的线索和人物生活的终极行为。在血醒的战争面前，生命没有方向、没有道理的选择不期而至，爱情的甜蜜和生命的结束同时向几个赢弱女子逼近。聚散无常，生死有命，人的生与死往往只在瞬间，在命中注定，却又突如其来的悲剧面前，人们只能哀叹命运的不济，诅咒命运的狰狞。

　　小人物里的大历史

　　在长篇小说《倾城》中，作者写生活、写世相、写人的命运，写那些激荡在男女感情世界之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波澜、波谲云诡的离仇别恨和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情感纠葛。姜燕鸣以凝重的笔调，为我们记录了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四位女性的人生遭际和命运轨迹，用她自己的叙事方式，独特的角度，讲述了这一段历史中的男女爱情。以几个青年女性的小历史，来解读国家民族的大历史。姜燕鸣没有直接写战争、写历史，她写的是人，是对人的尊重！她书写那些穿越历史和文化的文字，为的是与不堪回首的历史，做一个沉重的告别——包括那些被战争碾碎的爱情。

　　长篇小说《倾城》中的女人，灵光、缜密、深蕴、风流。女人的理念、襟怀、情愫、探求，被作者温润质朴的妙笔，挥洒得溢光流彩、韵味无穷，让人扼腕叹绝。小说《倾城》中的爱情，不是超尘脱俗、海誓山盟的爱情，不是爱到极致的仇恨。作者笔下的爱没有纯粹与不纯粹之分，她写的只是生活中的爱情，爱情中的生活而已。小说以泰昌旅馆为场景，有欢笑，有疼痛，有泪水，有逢场作戏，有不容多想却又茫然无措的结局。姜燕鸣笔下的人物是用过日子的态度去经历爱情的，而爱情又使得这种日子处处孕育着非理性。

　　泰昌旅馆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几个青年男女在现实世界之外，另一个人生活动的场域，在泰昌旅馆所进行的交往活动，可以说是他(她)们另一种生命情境的营造过程，从某种角度上说，泰昌旅馆营造的是作者心中的“爱情美学世界”。因为有了男女爱情的流动，泰昌旅馆空气中的青春情愫，也就有点忧伤，有点芳香，也有点怅惘，它让人想起孟庭苇那首叫《往事》的歌。泰昌旅馆是一个“情”的活动场所，这种“情”的意识，在俊男靓女的社会文化中，被视为生命激情的表现，在这里，“情痴”几乎成为一种生命的价值取向。泰昌旅馆这个微型的生活空间，象征着女性生存的边缘性，象征着“他者”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忽略，象征着女性在生存斗争之中的孤立和封闭。

　　小说通过云素离家逃婚的情节，揭开了大时代大逃亡的序幕。云素身上带有逃亡和逃婚两种因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生存场景，体现出作家细腻敏锐而又开阔的生存视野。萨特认为，“逃避存在，这依然是存在。存在是一个无法脱离的充实体。”克尔凯郭尔同样认为真正的存在是“孤独的个体”。长篇小说《倾城》充分展示了个体存在的绝望和恐惧，以及努力摆脱，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爱情是一样可以被人带走的东西。什么人可以带着她上路，在什么人的行囊里，我们会看到爱情？所以，在爱情关系中，品质似乎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品质能够保证在将来的困境中自己不被对方抛弃。而云素所忽略的，恰巧就是引领她走上逃亡之路的那个男人的品质。

　　在长篇小说《倾城》中，姜燕鸣赞美那些在世俗洪流中的美丽女子，尤其是在世事频繁变化，人人无以自处的环境中，还能保持一份人性孤傲的徐瑷。这个乱世中的女子，尽管有男人们在其生活之中频频穿梭，但在她眼里，男人也只是一种陪衬。徐瑷本来风月无边的石榴裙，原本无关国家兴亡，但是红灯酒绿的生活，由于沾上历史风云的浪花，倒使她意外地青史留名。我想，关于徐瑷的这些情感丰沛、矛盾跌宕的细节，都应该是姜燕鸣塑造人物时激情打造的结果，也是最感染读者的地方。

　　长篇小说《倾城》所呈现出的一种奇特人生，让我们惊叹，惊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机敏和不同寻常的想象力。譬如，在佳莉最终死亡的突现背后，隐含的话语是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粉碎，包括爱、被爱，以及爱的信仰。一抹春痕，收进千秋梦里，一抹丽影，在烟水迷离的时代里摇曳，清新如莲。佳莉本身就是一个绝美的景致，或许她本有一颗诗意盎然的心，却生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或许她有一股飞蛾朴火、拥抱爱情的痴气，却身处战火硝烟、国破家亡的离乱之中，或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芍药泣血难系离草风逝，家国飘零怎堪儿女情长。”佳莉这个正是豆蔻年华、美若天仙的痴情女子的以身殉国，或许也是她的命中注定吧。

　　老汉口的精神和韵味

　　一个中国作家的思想深度，常常取决于他对中国的理解程度，以及实践的彻底性。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神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克服文学娱乐化、浮浅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着文学的性质。有深度的文学，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姜燕鸣在向大千世界的繁复经验开放自己的感官的同时，融入了武汉这个城市的DNA，因此，在姜燕鸣的小说文本背后，始终隐藏着一种老汉口城市社会底层人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回归的期盼。

　　长篇小说《倾城》不追新潮，依然如姜燕鸣之前的小说叙事风格一样，坚守着不温不火的慢节奏叙事，在平淡中用“润物细无声”的浸湿方式漫漫渗透。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长篇小说《倾城》也沿袭了传统古典文学和张爱玲的叙事美学，再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历史的精神流变。作者将“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庸常“日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用都市女人日常生活叙事，和“细节现实主义”消解了那种虚韬悬浮的“宏大叙事”。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但是，姜燕鸣把爱恨情仇的纠结和撕扯，却写得有色有色，跌宕起伏，从而使故事变得扑朔迷离、生动鲜活，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姜燕鸣从大量的抗战文献资料中抽身而出，以几条爱情路径，条理分明地逐步推进，对其做了细火慢炖似的艺术处理，并借此传达了她对抗战文化的个性化解读，其人性的一面格外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小说《倾城》揭示和书写了战乱中国的现实伤痛，并且通过这种伤痛，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这场侵略战争的丑恶本质。小说没有历史巨制般的波澜壮阔，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宿命，品味到了另一种人世的悲凉。作者从最小的叙事落笔，去追寻那个宏大的历史，小说中的民族精神，不是那种恢宏而干瘪的标签，而是融化在生活中、流动在情感中的真实细节。所以说，长篇小说《倾城》是作者以淳朴、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直面这段历史进程所做的一种艺术的转化与升华。

　　姜燕鸣很善于用文字捕捉汉口人的个体语言与行为，她的文字总是表达着“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宗旨。她仿佛总是站在人与事的旁边，静静地观察、细细地书写。她以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城市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作为老汉口地域小说的审美阈定，如实生动地记录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用书面的形式向读者提供具有老汉口独特民风的城市人文景观，让人想像，给人回味。长篇小说《倾城》中的一些主要元素，是汉口的老街巷、老房子、夫妻、情人、外遇、邂逅、重逢……几乎都是被时间磨洗得极其模糊的记忆，是对创造生命的女性的记忆。因而，她的作品不时透露出一种覆没和逃离的情绪。但是，姜燕鸣小说作品中的形象，的确来自现实，而且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人性的观照。如果只把反映自己所处时代特点的写作，叫有时代感的作品，那么每个时代有那么一两个不表现时代感的作家也不错，至少能给千篇一律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从姜燕鸣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观察人生的独特视角，和对人性世态的深刻透彻的分析和认识。她将这些完全个性的色彩，投映到她的小说创作中，便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风格。而且，姜燕鸣小说的魅力，还来自于那种弥漫于文字中的浓厚的悲剧氛围。于是，“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便成为姜燕鸣作品的独特题材。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故事，平庸、琐碎、纷繁以及都市人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姜燕鸣抒写悲壮，摹尽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人们喜欢姜燕鸣的小说，是因为她的小说中浸透着的那种苍凉、落寞的感受，以及她对于苍凉的清醒而坚韧的反抗。

　　长篇小说《倾城》的价值在于，到目前为止，虽然对于保卫大武汉这段历史，有很多历史学者的历史叙述，但是，还没有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记述当年武汉抗战的文学作品，姜燕鸣的《倾城》是第一部以都市自在生命形式之“常”来映衬抗战历史之“变”，从人性的维度观照、审视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史的长篇小说。这也是姜燕鸣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