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坚守和创新——《百团大战》印象

　　填补空白的突破性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批反映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的电影作品相继推出，比如《百团大战》《战火中的芭蕾》《诱狼》《根据地》《开罗宣言》《穿越硝烟的歌声》《燃烧的影像》《黄河》等等，这些集中展映的影片形成了集团冲锋的态势，合力将此次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在所有这些影片中，场面最恢弘、影响力最广泛，也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制作的抗战大片《百团大战》。

　　影片《百团大战》之所以具有这样“万众瞩目”的特殊地位，首要原因或许在于它填补了新中国战争电影史的一段空白。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根据地民众对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它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极其重要的战役。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没有专门表现百团大战的影片问世，而此次《百团大战》的横空出世，为新中国战争电影史册填写上新的一页，完成了对于这场应该被永远铭记的伟大战役的电影艺术呈现。此外，影片《百团大战》的拍摄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对于历史的讲述本身同时也体现了对于历史的态度。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得以通过影像形式重述的百团大战，它所获得的并非只是影像呈现本身，而代表着民族国家对于这段历史的肯定性评价。

　　影片《百团大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空白和重评历史，还在于其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坚守和创新。在电影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电影类型日益多元化和娱乐化，电影市场日趋商业化的今天，影片《百团大战》在娱乐大潮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主旋律电影的思想引领，坚守自己的精神高地和价值立场，这样的创作姿态本身便令人尊敬。在艺术上，影片一方面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献纪录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艺术传统，另一方面，面对电影产业的新挑战和战争片发展的新趋势，《百团大战》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主动、求新求变，在叙事上加强节奏，在视听语言上突出震撼性效果，力求跟上新时代的电影艺术步伐，满足互联网时代更多观众的观影需求。可以说，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有坚守，是《百团大战》艺术探索上最突出的特点。

　　历史必然性的揭示与全景呈现

　　《百团大战》继承并延续了《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国大典》等影片所开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献纪录式”的艺术形态，鲜明地体现出了“文献纪录式”战争片客观性、全景性和史诗性的特点。《百团大战》是严谨的历史正剧。近几年来，各种抗日“雷剧”对于历史的戏说态度引起了各方的批评，与那些“雷剧”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百团大战》以严谨的态度重返历史，以史为鉴，通过重述百团大战的历史，讴歌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意志。对于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影片的根本旨归，电影艺术形式只是为重大革命历史存声留影的记录手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影片所反映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琐碎的表象，而是透过表象揭示出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影片通过对百团大战过程的叙述，试图表现的并不只是百团大战本身，而是百团大战的历史必然性，即代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进步、正义力量与法西斯邪恶力量之间的对决，以及前者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影片画外音旁白通过铿锵有力的宣告语势和第三人称的中性立场，强化了这种大历史叙事的客观性。“文献纪录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真正主人公永远是宏大历史本身，所以不论是作为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毛泽东、朱德，还是作为百团大战直接发起者和指挥者的彭德怀、左权等高级将领，他们都是这样的历史必然性的参与者和承担者。

　　这样的历史视野也决定了影片必然通过全景视角来呈现历史。与其说百团大战是由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发动，不如说它是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欧洲战场上法国等国相继沦陷，中国战场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日军通过铁路、公路等交通网对我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试图将八路军、新四军步步分割蚕食，影片开场即将这些战略与战役格局一一铺陈开来，向观众揭示了百团大战为何要打、不得不打、应如何打的历史必然性。影片对于百团大战发生、发展的进程、脉络、前因后果的叙述相当清晰，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来说，影片提供了一段形象化的影像版历史教科书，并进而引发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和认同，这正是“文献纪录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所追求的传播效果。

　　正如片尾毛泽东的宣告所揭示的那样：“天降大任，舍我其谁！”这个“我”所指代的并非特定个体，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历史正义和进步力量。与《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讲述虚构故事，借历史情境反映个体境遇、个人情怀和人性因素的影片不同，本片要展现的不是个体的命运，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是个体的情感和情怀，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和情怀，不是微观的个人历史，而是宏大的国家民族历史。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其他影片的根本区别。

　　艺术真实与崇高美学

　　“文献纪录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另一特点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融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过形象化甚至诗意的艺术创造来渲染气氛、塑造人物。作为贯穿始终、戏份最重的人物，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阳刚、血性、果敢、决断的军人性格，“腰杆不硬，国家不幸”，“要想不亡国灭种，惟有抗战到底”等台词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凸显了“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鲜明个性。影片又通过借腰带、带血的布鞋、祭奠兵工厂老师傅等细节表现了彭老总与左权、与普通士兵、工人之间的战友情谊，表现了他的铁汉柔情，丰富了彭德怀的人物形象，使其更加真切可感。片中所塑造的左权形象，严谨细致、亲切随和、大局观强，不失一代将领的风范，片尾的牺牲更是令人动容。片中毛泽东出场不多，但无论是开场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大战期间对于彭德怀等将领的关心鼓励，还是最后霸气十足的庄严宣告，都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艺术表现，既是对真实人物性格的再现，也是在人物性格基础上的艺术想象和再创造。对于日军阵营，影片并没有将其概念化、简单化，日军的战斗力被如实地呈现出来，他们不再是漫画式的人物，而是凶残的对手。

　　史诗性与崇高美学是《百团大战》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是揭示正反题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追求的是崇高美学、阳刚美学，称颂的是英雄的牺牲及其生命绽放的壮丽之美，是英雄壮举所激发的精神升华。作为战争片的《百团大战》呈现了战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百团大战》中连场大战的气势和规模，可称对得起“百团”、“大战”的定义，而每场战斗当中，影片都强调和升华了英雄的牺牲：开场枣宜会战中牺牲的张自忠将军，娘子关之战为争夺搬道岔而前赴后继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在黄崖洞保卫战中牺牲的兵工厂工人，在关家垴大战中壮烈捐躯的战士们……尤其是娘子关铁路、关家垴战场上牺牲战士遗体堆积如山的镜头，令人想起经典影片《血战台儿庄》，表达的是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烈士捐躯的颂扬，影片以颂歌式的配乐、高速镜头与仰视视角完成了这样的情感表达。

　　战争片类型意识的强化

　　整体来看，虽然《百团大战》继承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传统，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求新求变，适应当前战争电影发展的新趋势。十几年来，随着《拯救大兵瑞恩》等西方战争片的出现，世界战争片的制作水准和创作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观众对于战争片的认知及要求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近年来，《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战争影片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内战争片的制作水平。在这样的新背景下，《百团大战》有意加强了战争片的类型风格和类型意识，在坚守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在基本定位上，影片主创不仅将本片定义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同时也明确了其作为一部战争类型片的核心特征。对于战争类型片来说，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波澜起伏的战斗进程，穿插在战斗中的人物情感和人性元素，都是基本的组成部分。本片表现的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发动的超过百团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战争场面自然是重中之重。基于战争片创作的艺术规律，影片不可能去分散地表现百团大战多达1800多次的大小战斗，而是集中选择了娘子关、西营坞、关家垴三场大战进行重点表现，分别对应百团大战三个不同阶段。在时间上，战斗场面在影片中的比例超过了60%，这在传统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紧张激烈的程度。在每场大战中设置了关键性的戏剧点，比如娘子关争夺搬道岔的战斗，西营坞争夺炮楼的战斗，黄崖洞老师傅的牺牲，关家垴攻坚的艰难等等，让观众始终关注战局进程和人物命运。在制作水平上，影片传达出来的战争质感及视听震撼效果较之传统战争片的确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在强化战争片类型风格的同时，影片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和强化当前战争片中常常出现的感官刺激手法，而是更加强调战争场面中精神层面的升华。这也使得影片与当前战争片强调娱乐化的流行趋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此意义上看，这也是影片对于中国主旋律战争片艺术传统的一种坚守。

　　在人物设置上，影片在我军最高决策层和高级指挥员之外，有意设置了几个贯穿始终的基层官兵形象，如从国民党军队转投八路军的青年姚尚武，八路军女战士梁山等等，用于表现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和情感变化，加强了观众对于影片角色的亲近性和情感认同，拉近了与影片的时代距离。

　　总之，坚守革命历史叙事的电影艺术传统，坚持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精神品格，在传承中发展和创新，《百团大战》通过对于抗战历史的重述，不仅张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同时也为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