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的不屈战歌

　　每当唱起1942年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深情、豪迈的《延安颂》，仿佛又回到那炮火硝烟的抗战年代，又置身于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又走到那黄土高坡、排排窑洞和延安父老乡亲中间，又听到那一阵阵，此起彼伏，排山倒海，惊天动地，遥远而又亲近的歌声。

　　一座座歌颂抗战军民的英雄丰碑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音乐是时代的脉搏，歌曲是人民的心声。哪里有抗战的军民，哪里就有抗战的歌声。歌声与行动同步，歌声和刀枪共鸣，有的歌曲直接形成战斗力。如《到敌人后方去》(启海词  冼星海曲)把战略思想，战术动作、战斗任务、战斗目的，一一唱的清楚，一边歌唱一边实施，起到了鼓士气，壮军威，无往而不胜的作用。再如《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唱出了抗日游击队员的机警、灵敏、英勇善战，来无影、去无踪，神不知、鬼不觉，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其他紧密配合战斗任务的抗日战歌、进行曲，如《反法西斯进行曲》(朱子奇词  麦新曲)《抗战进行曲》(敏夫词  李焕之曲)《让地雷活起来》(郑红羽词  张非曲)《保卫晋察冀》(叶频词  周巍峙曲)《战斗生产》(王莘词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 卢肃曲)《说打就打》(谢明词 庄映曲)等，大都是蘸着炮火烽烟而写，迎着枪林弹雨而唱。有歌声就有队伍，有歌声就有行动。人民听了欢欣鼓舞，敌人闻之丧胆落魄。

　　烈火出金刚，赞歌唱英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活跃在抗战一线的音乐工作者，含着眼泪悲壮地讴歌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抗日献身的英雄儿女。如《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  劫夫曲)，用4句叙事、抒情的音调，以多段体歌词内容，反复演唱了一个少年放牛娃机智、勇敢地诱敌、骗敌、歼敌、最后被鬼子惨杀的壮烈故事。有人物，有情节，简单明了，如泣如诉，声诗共振，催人泪下。

　　延安音乐最大的成就是推出了史诗歌曲《东方红》。它唱出了一轮升起在世界东方的红太阳，唱响了一个时代伟人，唱红了一个新中国。《东方红》已融入人民的感情，长成身上的骨肉，铸成民族的精神，是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的歌的丰碑。在1963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作为大歌舞的开篇，伴随着“朵朵葵花向太阳”的群舞，高唱《东方红》，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后来，《东方红》的乐曲，还乘上卫星飞向太空，响彻天下。这首《东方红》歌曲已与中华民族、中国这块土地、中国革命历史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声音，怎能不永远高唱呢！

　　一篇篇独具特色的经典乐章

　　《黄河大合唱》，是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作。1939年1月，光未然用5天时间就创作了歌词《黄河大合唱》，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小窑洞里完成了这部旷世之作——《黄河大合唱》(作品第7号)。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工学礼堂，由邬析零指挥抗日演剧三队首演了这部作品。从此，《黄河大合唱》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响彻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至名扬海内外，声震环宇。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的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正式公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这场演出，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黄河大合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艺术形式统一的大型音乐套曲成功的典范。

　　延安，是革命的灯塔。抗战歌曲，是抗战精神的旗帜。其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产出了一批“标识性”歌曲，如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原《八路军进行曲》，后填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其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这些歌曲已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一所革命院校的重要标志，一种战斗精神和一个不变的灵魂。其他一些优秀歌曲，如《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在太行山上》(林涛声词、冼星海曲)、《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翻身道情》(贺敬之词，刘炽曲)等，为历史和人民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久唱不衰，世代相传。

　　《延安文艺大系》是红色文艺掀起的一个高潮。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引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明灯。

　　启示之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今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艺创作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在《讲话》精神和延安文艺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创作，相继涌现出《歌唱祖国》(王莘词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肖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春天的故事》(叶旭全、蒋开儒词，王佑贵曲)，《走进新时代》(蒋开儒词、印青曲)等。这些都是为人民鼓与呼、为时代颂而唱的歌曲。

　　启示之二：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结论”部分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贺敬之在2002年5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时答河北电视台记者问回忆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大概半个月或十天左右，他到鲁艺来作了一次讲演，提出‘大鲁艺’和‘小鲁艺’的问题。意思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的学习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要忘记‘大鲁艺’，也就是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要向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我于1964年从连队调入战友文工团搞歌词创作，团里要求我们每年要深入基层生活三个月。当时已著名的女词家刘薇就带领我背上背包一起下部队深入生活。那时写的歌词大部分都是站在队列里创作的，如《连队生活歌曲》六首：早操歌、打靶歌、刺杀歌、投弹歌、夜行军歌、擦枪歌，使连队生活歌曲化，很受广大指战员喜爱。我于1984年创作的歌词《十五的月亮》及姊妹篇《望星空》也是在深入基层连队广泛征求官兵需要什么样的歌时写的。可惜，近些年下部队少了，因此也不敢写歌词了。歌曲创作离开生活的土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群众，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命力。

　　启示之三：诗随时代，歌追梦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精神。当今中国，已进入一个万众一心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大国意识，大梦意识，大爱意识，大美意识。既要发扬战争年代那股劲头，又要与时俱进，充分展示当代中华儿女的崭新风貌；既要坚定不移地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又要促进多样化，传递真善美。就歌曲而言，歌词既不能堆砌标语口号，又不能不讲内容，随心所欲；曲调既不能老调重弹，也不能胡编乱造，怪腔怪调，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敢于担当，勇争人先。“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弘扬中国精神，开创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史诗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