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节选）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承载着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办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史家笔法”。

　　在北大，习惯上都把马校长叫“马老”，把汤用彤副校长叫“汤老”，把江隆基副校长叫“江校长”，即便是校长马寅初，也常常省略“副”字，直呼“江校长”。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在三个校领导中江是年龄最小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大领导层中所处的位置，诚如许多传记、回忆录里所写：“虽然马寅初是校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江隆基。”

　　马寅初年过古稀却很有“老顽童”习性，说话幽默诙谐却又常常走调。一天国家体委一位副主任来给学生作体育报告，本来不该校长出面作陪的，但马老是体育爱好者，要代表学校欢迎，主持报告会。听到感兴趣处，便开始插话，报告会变成了对话会、讨论会，甚至喧宾夺主，大讲冷水浴、爬山运动的好处。副主任只好顺着马老的思路讲。最后总结时，马老竟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说：“这么好的演讲有些人怎么不来听听，年龄不算大，身体却不好，就吃了不运动的亏。”

　　他指的是哲学家汤用彤和历史学家翦伯赞。

　　三老私交甚好，相处和谐，常常互开玩笑。

　　汤老得知后哈哈一笑，说马老又在搞“背后攻击”。

　　汤用彤小马寅初11岁，祖籍湖北黄梅，1893年生于甘肃渭源县，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2月接替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出任副校长，江隆基到任后排第二副校长。汤用彤早在哈佛读书时就被誉为“哈佛三杰”之一，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印度哲学讲义》《魏晋玄学论稿》《西方哲学》等学术著作被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同是梵语学者的季羡林论及汤老的人品和学问时说：“汤先生的人品也是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直，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江隆基对汤老十分器重，请他主持文科各系工作；他也很尊重江隆基，积极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很赞同江隆基对哲学系现状的分析，教授多但知识结构很不合理，缺乏西方哲学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经过他多方联系，终于从四川调来了我国专门研究黑格尔学说的张颐教授，为哲学系开出了介绍黑格尔的课程，还开设了介绍罗素、凯恩斯的选修课；后又调来专门研究康德的郑昕教授开设介绍康德学说的课程。当年开设这些课程在全国是创举，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江隆基积极支持，坚定地认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应该知道西方哲学家的流派和重要观点。但诚如侯仁之所言，北大的通天人物多，风吹草动上面都有人知道。果然，开课不久就受到“老资格理论家”康生的严厉批评，说北大哲学系“办得很糟”，“偏离了方向”。汤老听到后十分紧张，江隆基劝说：“不理他，课程照样开，出了问题我担着。”

　　一个无须回避的现实是自“三反”运动以后，我国文化教育界接连不断地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如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胡适、批胡风等等。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5月，北大哲学、中文、历史三系的教师不但要在校内开座谈会，撰写批判论文，还要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讨论会。这些运动中，北大是全国高校注目的中心。因为许多被批判的对象就在北大；而批判的武器如何掌握，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要看北大。

　　学贯中西的汤用彤深深地陷进这些批判运动的旋涡中，无力自拔。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运动从此全面展开。汤用彤曾与胡适一起共事，交往甚笃，胡适去台前亲自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交予他。“三反”运动中就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的考据那一套。现在要搞专门批胡适的运动，他不知运动如何进展，很怕牵连到自身，自然比别人多了一层忧虑和不安。平日血压就有点高，但无大碍，从此血压居高不下。一连几天，他都到哲学系资料室查看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表情不安，忧心忡忡；参加中文系召开的评《红楼梦》座谈会，更是一言不发，只记录别人的发言。11月13日他与金岳霖、任继愈三人去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会上有位北师大的教授尖锐地批评《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的主要编者均为北大教授，汤、金、任都是主要审稿人。该教授的激烈批判使北大的三位教授一时坐立不安，不知如何应对。回来的路上金岳霖说：“他发言时我的心直跳。”向来处事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如此，本来就忧心忡忡的汤用彤更是惊恐不安，慌乱、紧张、焦虑纠结一团，血压陡然骤升，回家进门便指着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设想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行如惊弓之鸟，说话语无伦次，精神明显错乱，当天晚上，便中风脑溢血了。

　　江隆基是被急促的电话惊醒的。他不知道汤老白天开了什么会听了什么发言，只知道脑中风的治疗关键在抢时间，便紧急叫上自己的车和校医室的医生，直接送协和医院。医院紧急抢救。江隆基一直等候。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赶到教育部，要教育部出面给协和医院打招呼，教育部又报告卫生部，卫生部直接指示协和医院，组织专家全力抢救。回校后他指示校办安排人员轮流守侯，直到汤老出院。

　　由于抢救及时，汤老转危为安，得救后再未正常上班，抱病写完了最后一部论著《康复札记》，于1964年以 “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心涓埃答圣民”的情怀谢世。

　　江隆基从汤老的突然中风及抢救过程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是全面主持北大工作的负责人，汤用彤是副校长又是著名学者，出了这么大的险情，运动中如何贯彻上级的决定和指示，如何动员组织批判的力量，如何掌握运动的火候和尺度， 当然由他江隆基负责。他将这些运动严格界定在学术思想领域，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目的，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扣帽子做结论。1954年12月1日，文科三系部分教师召开座谈会开展学术讨论，他以个人发言的形式讲了如下观点：

　　不可否认的，学术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是学术斗争和政治斗争显然是有区别的，学术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为因难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加稳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地进行。不能企图开几次座谈会，写几篇表明态度的文章就期待解决问题，更不能采取开斗争会、轮流检讨、过关、交代思想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进行。学术批判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科学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提高，搬用三反运动的方式或沿袭旧社会派系斗争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须注意防止的。

　　学术批判的尺度是客观真理，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术阵营的划分只是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而不是党员与非党员，也不是青年与老年。

　　学术批判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依靠政治声势去压倒人。要深入地开展学术批评，必须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要提倡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不能只凭几个简单的概念和论点就下结论；要提倡自由讨论自由争辩，允许对批判者进行反批判，而不能用多数人的意见压倒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见。

　　在1955年3月2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上，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和不足，他更明确地将学术批判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方式方法归纳为以下五条：

　　一、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

　　二、在高等学校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团结改造现有教师和培养新生力量。

　　三、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声势去压倒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党员和团员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应同党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中对有分歧的意见逐渐求得统一。

　　四、要提倡反批评，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

　　五、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绝不是放松团结工作，而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当时在知识界进行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有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躲不过去也绕不过去，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领导人的江隆基能有这样公正、客观的言论，足以证明他的“定见”和“定功”，也足以证明他是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北大的学术思想批判开展得有声有色，出了一批成果，广大教师也从中得到了锻炼提髙。由于具体操作上的自由争论，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以理服人，并没有因此挫伤知识分子的感情，减少了学术批判的副作用。

　　之后，他将上述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以《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批判的经验》为题，发表在1955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全国高校、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自《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王戈、王作人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