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津门》往事新提

　　《血溅津门》出版于1981年，至今已经三十四年了，青年读者朋友，已经很少有人读过这本书了，但是中老年读者朋友，大多数还记得它。

　　《血溅津门》的出版对作者我自己来说一喜一忧。所谓喜是在我写作的生涯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文学贮藏库里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许多朋友给予了热情的鼓舞，一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波澜。首先是复旦大学教授王永生写文章向读者推荐、介绍这部书的内容，著名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写信向我表示祝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进行了表演，天津美术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连环画发行数百万册，天津电视台电视制作中心排演了14集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热烈，而且受到当时天津老市长李瑞环的肯定；所谓忧，就是说在这部书写作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艰难辛苦了，有许多棘手的事是自己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在创作实践中，遇到了这些问题，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因此几乎中途放弃，后来自己想从来没有做过半途而废的事情也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部书创作的起因是在1974年，我负责天津地区文艺创作组工作的时候，在天津地区良王庄“五七干校”举办全地区文艺创作学习班，突然有一天，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陈景春来找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印象很好，为人忠厚谦恭，实实在在的老实人。在我们交谈中，我问他，不辞辛苦从市里到干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他开始没进入正题，先问我学习班办得怎么样，我说还好，有十几篇文章都很出色，他听了喜出望外，他问我打算怎么处理，我说我想出个文集，他微微笑了笑说，给我们出吧，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地区的文艺部门能够单独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子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谈得很投契，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话说多了，友谊也增加了，他这才把话锋转入正题，对我说，孟良同志，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帮帮我们的忙。我问他，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他说，我们急待出版一部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想请您给帮忙。我听了以后，心中非常激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经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即《儿女风尘记》、《三辈儿》。由于读者的热情，社会反响还比较好。尤其是《儿女风尘记》当年发行100多万册，由于各省市新华书店发行量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量，只好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租版印刷，继而又翻译到国外。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当时在读书热潮中出了一阵风头，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三辈儿》社会反响也很热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在天津召开了一个读者座谈会，读者反映《三辈儿》这本书具有浓厚的天津特色，天津味十足，真有点儿像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那样滋味浓郁。正因为这两部书，得到了一定的收获，也正因为这两部书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人被抓被斗，家属也跟着遭了殃，蹲了牛棚，进了干校，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尽的批斗，使我伤透了心，本来是想金盆洗手不再干这行了。举办学习班是因为天津地区的作者们有强烈的要求，所以不得不顺应民心。景春同志提出让我给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实在是不愿接受，可是陈景春同志和我谈了三四个钟头，中午的饭就在干校吃的，他的真诚、热情感动了我，他看我有点松口的意思，就进一步说，我们的胃口不太高，只要是写到《三辈儿》的水平我们就满足了。就这样我们君子协定，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了，应邀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写这部作品。这个情况我跟天津地区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汇报了，当时他们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也没有拒绝，我后来想还是让百花文艺出版社自己出头找他们吧，为此事陈景春和出版社的另外两名编辑往返天津、廊坊和静海数十趟，正如陈景春在他的编辑手记里所描述的那样：“请他(张)出山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短篇(《新嫂嫂》短篇小说集)约长篇。孟良因为过去写过两个长篇，在‘文革’初期吃尽了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经过长时间地‘拉锯战’，他大约是看老朋友的面子吧，终于吐了口，答应写一部《津郊武工队》(《血溅津门》的初名)的长篇小说；但同时又提出了个条件，需要给他请创作假。——这在当时是件很难办的事。但为了这部长篇，我们上下左右开始了活动。……1974年至1975年之间，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们坐长途汽车奔波于天津、廊坊和静海之间，每次都是先到位于南运河畔的张孟良家，这位全国知名的作家就住在他祖辈生活的村子中。自盖的三间土房，不过比当时的一般农舍宽敞、明亮。每次都是先和孟良研究后，再去找廊坊地区的有关人士谈，跑过多少次，若把这次经历数年的组稿活动具体展开，恐怕需要几万字，期间包括了许多趣闻逸事。总之，创作假还是拿下来了，大约已近1975年末，于是经过仔细讨论提纲后，孟良就在他那农村土屋里开始了创作。他的笔头也真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拿出了洋洋近百万字的初稿。”请准了创作假，使我把行政工作撂下，回到静海义渡口我的家中，定下心来写这部作品。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要做这部书的创作准备，所谓创作准备就是它的资料，虽然我在跟陈景春谈话的时候并没有限定作品的内容写什么，但是，当我们提到长篇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写打鬼子，抗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吃尽了苦头，等到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对日寇进行顽强抵抗，这些事都是我经历过看过的，印象很深，念念不忘，必须把这些事写出来，必须让广大民众记住，日寇亡我之心不死，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坚强的领导，我们很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一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涂炭。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虽然比较熟悉抗战生活，但是作为小说创作应该是材料越丰富越好。写一部十万字的小说应该有五十万字的资料储备，写一部50万字的小说，总得有百万字以上的材料储备，不然的话书是写不好的，所以仅仅凭着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采访，为此我走遍了许多抗日战争战场，访问了许多老抗日军人，记录了一百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生动真实，令人鼓舞。另一方面，我还要安排生活，因为当时家属已经下放到农村，户口落在生产队，没有劳动力，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粮的，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每个人每天只分到八两原粮，去了皮子糠一人只得到七两二。孩子们正在成长的年龄，七两二粮食也没有其他副食补助怎么能行，也不准许买卖粮票，市场上也不能买卖粮食，只靠生产队分给那点东西，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为此事，我也顾不得许多，到处寻找吃的东西，“瓜菜代”是主要的，总不能让家属、让孩子们挨饿，后来天津市负责户口工作的一位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家属、孩子才恢复城市户口。食粮，由粮店按本供应，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粮食总算有点着落了，可是喝水也是个问题，我住的村没有水井，每逢夕阳西下的时候，农业社的社员们收了工，担着水桶水筲，到处去寻找水吃，那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我看着有壮劳力的可以担着水桶挑水喝，那像我这没有劳动力的怎么办，一来是为己，二来也是为民，我把县里打井队的负责人请到家里来，老伴给炒了几个菜，打了点酒，他问我请他来干什么，我说没有别的事情，就是给这个村子打口井，他说，我一接到你的信，我就意识到是为了这件事，我说为什么，他说全县还有三个村没有打机井，其中就有你住的这个村，我说那就劳驾你了，这位朋友还真帮忙，没过多久便给村里头打了一口机井，这样一来全村的人皆大欢喜，也给我这个缺乏壮劳力的人家解决了吃水问题。

　　《血溅津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还较为顺利，最主要的是出版社的编辑陈景春给了我很大支持，经常和我取得联系，有时候专门从天津到静海来看看我，问问我写作的进度和有什么困难，总给我一些帮助，我得到了很大的宽慰，所以进度也比较快，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初稿拿出来了，100多万字分上下两部，我把它捆扎起来送到出版社，可是使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景春出了车祸，他住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使作品进度受到影响，尽管我们两人做了很大努力，最后还是换掉了他的责任编辑。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决定作者和责任编辑的配合，配合得好不仅写作进度快，而且使作品相映生辉，如果配合得不好，就会使思路晦涩。更换责任编辑，这下可就麻烦了，因为原来我和陈景春商量的路子和一些主要的故事人物结构跟现在换的这位责任编辑所构想的截然不同，所谓不同最根本的就是两个人的想法不一致，作为一个作者，我是在想，一部书如果中途换责任编辑是最不幸的了，不仅打乱了作者的构思，还可能把一部书彻底毁掉。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将近结束的时候，后来又赶上对“两个凡是” 的讨论，这样一拖拖了四五年，到了1980年，在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白华、副部长李麦的关怀下，出版社将一、二、三审编辑换掉，另换了两个编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两位编辑看了稿子以后，给我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把现在的稿子100万字削减到32万字以下，二、只写天津市里的抗日斗争，不写郊区的。实际上这两条意见就是否定了这个稿子，100万字稿子削减到32万字以下相当于砸碎重来，前面的五年时间就白过了，因为书上的抗日武装主要是津郊武工队，如果不写郊区，那还叫什么津郊武工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你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就要按照他们的意见重新写，不接受的话，五年光景就白白度过了，既没办法向领导交代，也没办法向读者交代，当时我已经是51岁的年龄了，体力精神大不如从前，再受到这样的挫折几乎精神防线崩溃了，但是我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个军旅作家，我不能就这样被难住，我一咬牙便答应下来，重新构思作品，塑造人物，组织故事。当时我住在天津地区重庆道招待所，在一个小屋子里，埋头苦干，又经过一年的时间压缩到40余万字，实在压缩不下去了，这时候新换的这两位编辑经过我一年的交往似乎态度上与开始的时候大有转变，于是总算是过了终审关，还好，天津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竟达到了17.3万册，这在当时来说，就像一颗文化炸弹震动了津门。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齐白石老人有一幅画，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只鸡，两眼平视，胸部下垂，腰部挺拔有力，尾部稍有上翘，两腿前弓，憨态可掬，有意思的是，白石老人写了两句款识：“不越前横草，被人呼做鸡。”原来我对这两句话还弄不太懂，经过六年的艰苦创作生活，不由得豁然大笑。六年的光景，我没有白白地度过，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作为一个作家收获的是应该如何积厚文学道德，累积崇高的品格。

　　苦战了六年，付出的甘苦与代价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血溅津门》终于出版了，这不仅是我的骄傲，更是天津老乡们的骄傲。这部作品反映了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也是一部杀敌报国、反对侵略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嘹亮战歌。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血溅津门》往事新提

　　◎张孟良    子    毅

　　《血溅津门》出版于1981年，至今已经三十四年了，青年读者朋友，已经很少有人读过这本书了，但是中老年读者朋友，大多数还记得它。

　　《血溅津门》的出版对作者我自己来说一喜一忧。所谓喜是在我写作的生涯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文学贮藏库里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许多朋友给予了热情的鼓舞，一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波澜。首先是复旦大学教授王永生写文章向读者推荐、介绍这部书的内容，著名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写信向我表示祝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在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进行了表演，天津美术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连环画发行数百万册，天津电视台电视制作中心排演了14集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热烈，而且受到当时天津老市长李瑞环的肯定；所谓忧，就是说在这部书写作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艰难辛苦了，有许多棘手的事是自己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在创作实践中，遇到了这些问题，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因此几乎中途放弃，后来自己想从来没有做过半途而废的事情也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部书创作的起因是在1974年，我负责天津地区文艺创作组工作的时候，在天津地区良王庄“五七干校”举办全地区文艺创作学习班，突然有一天，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陈景春来找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印象很好，为人忠厚谦恭，实实在在的老实人。在我们交谈中，我问他，不辞辛苦从市里到干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他开始没进入正题，先问我学习班办得怎么样，我说还好，有十几篇文章都很出色，他听了喜出望外，他问我打算怎么处理，我说我想出个文集，他微微笑了笑说，给我们出吧，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地区的文艺部门能够单独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子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谈得很投契，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话说多了，友谊也增加了，他这才把话锋转入正题，对我说，孟良同志，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帮帮我们的忙。我问他，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他说，我们急待出版一部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想请您给帮忙。我听了以后，心中非常激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经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即《儿女风尘记》、《三辈儿》。由于读者的热情，社会反响还比较好。尤其是《儿女风尘记》当年发行100多万册，由于各省市新华书店发行量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量，只好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租版印刷，继而又翻译到国外。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当时在读书热潮中出了一阵风头，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三辈儿》社会反响也很热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在天津召开了一个读者座谈会，读者反映《三辈儿》这本书具有浓厚的天津特色，天津味十足，真有点儿像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那样滋味浓郁。正因为这两部书，得到了一定的收获，也正因为这两部书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人被抓被斗，家属也跟着遭了殃，蹲了牛棚，进了干校，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尽的批斗，使我伤透了心，本来是想金盆洗手不再干这行了。举办学习班是因为天津地区的作者们有强烈的要求，所以不得不顺应民心。景春同志提出让我给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实在是不愿接受，可是陈景春同志和我谈了三四个钟头，中午的饭就在干校吃的，他的真诚、热情感动了我，他看我有点松口的意思，就进一步说，我们的胃口不太高，只要是写到《三辈儿》的水平我们就满足了。就这样我们君子协定，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了，应邀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写这部作品。这个情况我跟天津地区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汇报了，当时他们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也没有拒绝，我后来想还是让百花文艺出版社自己出头找他们吧，为此事陈景春和出版社的另外两名编辑往返天津、廊坊和静海数十趟，正如陈景春在他的编辑手记里所描述的那样：“请他(张)出山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短篇(《新嫂嫂》短篇小说集)约长篇。孟良因为过去写过两个长篇，在‘文革’初期吃尽了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经过长时间地‘拉锯战’，他大约是看老朋友的面子吧，终于吐了口，答应写一部《津郊武工队》(《血溅津门》的初名)的长篇小说；但同时又提出了个条件，需要给他请创作假。——这在当时是件很难办的事。但为了这部长篇，我们上下左右开始了活动。……1974年至1975年之间，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们坐长途汽车奔波于天津、廊坊和静海之间，每次都是先到位于南运河畔的张孟良家，这位全国知名的作家就住在他祖辈生活的村子中。自盖的三间土房，不过比当时的一般农舍宽敞、明亮。每次都是先和孟良研究后，再去找廊坊地区的有关人士谈，跑过多少次，若把这次经历数年的组稿活动具体展开，恐怕需要几万字，期间包括了许多趣闻逸事。总之，创作假还是拿下来了，大约已近1975年末，于是经过仔细讨论提纲后，孟良就在他那农村土屋里开始了创作。他的笔头也真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拿出了洋洋近百万字的初稿。”请准了创作假，使我把行政工作撂下，回到静海义渡口我的家中，定下心来写这部作品。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要做这部书的创作准备，所谓创作准备就是它的资料，虽然我在跟陈景春谈话的时候并没有限定作品的内容写什么，但是，当我们提到长篇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写打鬼子，抗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吃尽了苦头，等到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对日寇进行顽强抵抗，这些事都是我经历过看过的，印象很深，念念不忘，必须把这些事写出来，必须让广大民众记住，日寇亡我之心不死，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坚强的领导，我们很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一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涂炭。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虽然比较熟悉抗战生活，但是作为小说创作应该是材料越丰富越好。写一部十万字的小说应该有五十万字的资料储备，写一部50万字的小说，总得有百万字以上的材料储备，不然的话书是写不好的，所以仅仅凭着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采访，为此我走遍了许多抗日战争战场，访问了许多老抗日军人，记录了一百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生动真实，令人鼓舞。另一方面，我还要安排生活，因为当时家属已经下放到农村，户口落在生产队，没有劳动力，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粮的，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每个人每天只分到八两原粮，去了皮子糠一人只得到七两二。孩子们正在成长的年龄，七两二粮食也没有其他副食补助怎么能行，也不准许买卖粮票，市场上也不能买卖粮食，只靠生产队分给那点东西，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为此事，我也顾不得许多，到处寻找吃的东西，“瓜菜代”是主要的，总不能让家属、让孩子们挨饿，后来天津市负责户口工作的一位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家属、孩子才恢复城市户口。食粮，由粮店按本供应，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粮食总算有点着落了，可是喝水也是个问题，我住的村没有水井，每逢夕阳西下的时候，农业社的社员们收了工，担着水桶水筲，到处去寻找水吃，那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我看着有壮劳力的可以担着水桶挑水喝，那像我这没有劳动力的怎么办，一来是为己，二来也是为民，我把县里打井队的负责人请到家里来，老伴给炒了几个菜，打了点酒，他问我请他来干什么，我说没有别的事情，就是给这个村子打口井，他说，我一接到你的信，我就意识到是为了这件事，我说为什么，他说全县还有三个村没有打机井，其中就有你住的这个村，我说那就劳驾你了，这位朋友还真帮忙，没过多久便给村里头打了一口机井，这样一来全村的人皆大欢喜，也给我这个缺乏壮劳力的人家解决了吃水问题。

　　《血溅津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还较为顺利，最主要的是出版社的编辑陈景春给了我很大支持，经常和我取得联系，有时候专门从天津到静海来看看我，问问我写作的进度和有什么困难，总给我一些帮助，我得到了很大的宽慰，所以进度也比较快，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初稿拿出来了，100多万字分上下两部，我把它捆扎起来送到出版社，可是使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景春出了车祸，他住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使作品进度受到影响，尽管我们两人做了很大努力，最后还是换掉了他的责任编辑。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决定作者和责任编辑的配合，配合得好不仅写作进度快，而且使作品相映生辉，如果配合得不好，就会使思路晦涩。更换责任编辑，这下可就麻烦了，因为原来我和陈景春商量的路子和一些主要的故事人物结构跟现在换的这位责任编辑所构想的截然不同，所谓不同最根本的就是两个人的想法不一致，作为一个作者，我是在想，一部书如果中途换责任编辑是最不幸的了，不仅打乱了作者的构思，还可能把一部书彻底毁掉。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将近结束的时候，后来又赶上对“两个凡是” 的讨论，这样一拖拖了四五年，到了1980年，在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白华、副部长李麦的关怀下，出版社将一、二、三审编辑换掉，另换了两个编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两位编辑看了稿子以后，给我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把现在的稿子100万字削减到32万字以下，二、只写天津市里的抗日斗争，不写郊区的。实际上这两条意见就是否定了这个稿子，100万字稿子削减到32万字以下相当于砸碎重来，前面的五年时间就白过了，因为书上的抗日武装主要是津郊武工队，如果不写郊区，那还叫什么津郊武工队？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你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就要按照他们的意见重新写，不接受的话，五年光景就白白度过了，既没办法向领导交代，也没办法向读者交代，当时我已经是51岁的年龄了，体力精神大不如从前，再受到这样的挫折几乎精神防线崩溃了，但是我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个军旅作家，我不能就这样被难住，我一咬牙便答应下来，重新构思作品，塑造人物，组织故事。当时我住在天津地区重庆道招待所，在一个小屋子里，埋头苦干，又经过一年的时间压缩到40余万字，实在压缩不下去了，这时候新换的这两位编辑经过我一年的交往似乎态度上与开始的时候大有转变，于是总算是过了终审关，还好，天津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竟达到了17.3万册，这在当时来说，就像一颗文化炸弹震动了津门。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齐白石老人有一幅画，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只鸡，两眼平视，胸部下垂，腰部挺拔有力，尾部稍有上翘，两腿前弓，憨态可掬，有意思的是，白石老人写了两句款识：“不越前横草，被人呼做鸡。”原来我对这两句话还弄不太懂，经过六年的艰苦创作生活，不由得豁然大笑。六年的光景，我没有白白地度过，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作为一个作家收获的是应该如何积厚文学道德，累积崇高的品格。

　　苦战了六年，付出的甘苦与代价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血溅津门》终于出版了，这不仅是我的骄傲，更是天津老乡们的骄傲。这部作品反映了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也是一部杀敌报国、反对侵略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嘹亮战歌。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