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的伟大
读完报告文学集《追梦人》(计有:一合的《文笔之峰》、清寒的《你看到春天了吗》、贾兴安的《一个村支书的屐印》、聂昱冰的《执着》、聂丹的《因爱而存在,塞罕坝》),非常感动。
这五篇报告文学的共同特点是写出了平凡中的伟大。这五位先进典型,都是生活在基层的普通人。齐庆三是平山县宣传部负责报道的宣传干部,主要任务是采写新闻报道;张笋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精神科大夫;王胜是邢台市内丘县柳林镇西石河村的支部书记;陈彩凤是廊坊市广阳分局法制科科长;《因爱而存在,塞罕坝》写的则是把荒原变成绿林的三代造林人。他们的日常工作也是平淡无奇的,然而他们却在平凡无奇的工作中,创造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业绩,彰显出他们的精神品格的高尚和伟大,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德。
平凡中的伟大,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作品还写出了他们的同中有异,即各自的特点。齐庆三作为一名负责宣传报道的干部,他的伟大体现在他服务大局的意识和深入细致的采访相结合,“追求卓越”是他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他们宣传部的“部训”,十年中,他写出了一千多篇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其中多篇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是因为他具有一双敏锐的善于发现的“新闻眼”,他说练出一双新闻眼,首先要把心掏给群众,而只有用心去发现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有这双“新闻眼”还因为他转遍了平山县的村村镇镇和山山水水,和许多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尤其是采写农民如何致富的新闻,不满足于发表,还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落实;在个人生活上,他贫病交加,只能用最便宜的手机,吃最便宜的药,抽最便宜的白盒石家庄烟,却能安于清贫,乐观幽默,总是谈笑风生。因心脏病去世时,年仅44岁。
年轻医生张笋,在加拿大读研时就发表了几篇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论文,深得导师的器重,但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留在国外的机会而回国,回到她热爱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先后两次作为医疗队成员到非洲,在硝烟弥漫、条件极端恶劣的利比里亚出色地完成维和任务,受到非洲兄弟姐妹的信赖并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赞扬,由此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怨无悔、不畏艰难险阻的奉献精神和视祖国的荣誉为生命的国家意识和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精神。而陈彩凤作为一名基层的法制干部,在十二年中审查15000多件案件,居然没有出现一桩错案,使得每一个经她审查过的案件都办成了“铁案”,公安部授予她“二级英雄”的称号。陈彩凤之所以能够万余宗案件无差错,原因就是在她心中没有“私情”,装的只有“责任”二字:为案件负责,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负责,为法律的庄严和神圣负责。而落实在具体工作中,就是“心细如发”,就是“嘴甜心狠”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她能体谅具体办案民警的辛苦和不易,所以,在指出问题或退回或需要补充证据时,总是和颜悦色,不急不躁,此谓“嘴甜”;但发现疑问之后又决不通融,决不迁就,而是铁面无情,该退回的退回,该补充证据的必须补充,此谓“心狠”。而西石河村曾经穷得叮当响,村支书王胜却坚定不移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他的“富民梦”,先后打出了大口井,从而把旱地变成水浇地,解决了村民的吃饭问题;接着盖了至今还是全县最好的村小学教学楼;酸枣加工是这里的传统加工业,但因交通不便不能使这一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于是王胜又修路建桥;从2000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奋斗,将五千多亩荒坡变成了“百果庄园”,被评为AAA级旅游景区和首批国家级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王胜在实现“富民梦”的过程中,一是“马不停蹄”;二是主动向困难宣战。他说:“要是没有困难,啥事也不干,要干部做啥,要是有钱,不愁吃不缺穿,还打井浇地干啥。”这体现出他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想好了就干,干就要干成、干好,就是具有前瞻意识的争第一的精神!《因爱而存在,塞罕坝》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子承父业的三代人,作者想揭开这样的谜团,就是这三代人为什么能够一代一代地坚守在塞罕坝造林,为什么能够让气候条件恶劣,一年中只有72天无霜期的荒原变得绿树成林?作者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字,这就是“爱”,“塞罕坝”因爱而存在。
《追梦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几位作家都不想满足于先进典型的事迹,而是力图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高度,同时也力避“高大全”,力求把他们还原为既平凡又伟大的真实可信的人。可惜,这方面的努力还存在着欠缺,致使这些作品还有“美中不足”的遗憾。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尚未真正深入到先进典型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深入内心”?我觉得,在正面写他们的业绩的同时,还要展示他们在遇到挫折、难题、困境时的内心矛盾,要具体地写出他们战胜自身弱点、思想升华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情感状态。而这几篇作品所欠缺的,正是这方面笔力不逮。因此,展示业绩有余,而深入内心不足。二是多写过程,而缺少生动、具体、典型的细节描写。在这方面,一合的《文笔之峰》相对要好一些。我觉得,不能只凭典型的事迹感动读者,还要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去吸引、征服读者才好。
到生活中发现真善美
读过《追梦人》,我想起了罗丹说过的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的确如此。英雄、典型、模范等先进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中存在着具有时代特征的真善美,需要作家去发现和书写。但反观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却存在着疏离现实,不真正熟悉现实的倾向。具体问题很多,我想重点指出如下三方面:
其一,就文艺观念方面来说,当今我们处于一个物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消费的时代,因此文艺的大众化和趣味化,文艺观念上的多元化实属必然。但在一些涉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问题上,比如文艺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文艺的审美与审丑的关系,以及在文艺评论中衡量真实与否的标准和参照系是什么,要不要进行价值判断等等问题上,则应该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共识”。这一点很重要。英国19世纪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指出:“批评的任务……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种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大诗人艾略特也说:“我们必须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有用的和什么不是,这样才能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可知,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发现世界最好的东西和思想,以便创造“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从而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多元并存、鱼龙混杂的文学环境中,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共识”,就会出现美丑不分、善恶不分、正负能量相混淆的文学乱象。文艺批评就难以跳出具体作品的逻辑和思路,就难以发现作品的问题,被作品牵着鼻子走,所谓对文学的“引领”作用就无从谈起。我们的文艺批评似乎忘记了批评的要义,不进行价值判断,不进行道德审视,不进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析,甚至以丑为美,以虚假当真实,以低俗为乐趣,从而肯定和点赞不该肯定和赞扬的作品;许多研讨会,名为研讨,实则是友情和圈子意识作用下的虚假吹捧和广告宣传;而各种级别的评奖,包括国家级的大奖,一些获奖作品,专家认可,却遭到广大读者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二,在创作中,根本的问题是存在着不熟悉现实,不能深刻地理解、洞察现实,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精神与脉搏,对重大事物和重要的精神现象缺乏兴趣和艺术的敏感,陶醉在小情小调中自得其乐,有些人过分强调文学的虚构、想象,以及所谓小说自身的逻辑。小说的确有自身的逻辑,但小说的逻辑却不能背离现实生活、道德、人性的美丑标准、价值高低的逻辑。文艺评论家同样存在着疏离现实、不真正了解现实的问题,所以衡量、评价作品时,不是把现实作为参照系,而是借用旧有的、僵死的、脱离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新现实的某种理论和概念来解读作品,所以他们的看法,往往与作品的实际南辕北辙,最常见的,是把虚假当真实,把真实视为虚假。
其三,一些作家重审丑而轻审美,把文学的审美视为陈旧、肤浅,而把展示丑陋、阴冷、疼痛当作深刻。我认为,文学既要审美,也应审丑。所谓“审丑”,关键是要“审”。不论审美,还是审丑,一要有标准,二要有参照系。如果不加鉴别地套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就会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和解读。有些作家只看到生活中的假恶丑,甚至否定真善美的存在,所以一看到弘扬真善美的作品,就认为是虚假的政治宣传。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真善美和假恶丑总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发现假恶丑比较容易,而发现真善美则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为什么呢?一合在《文笔之峰》中有几句话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先进典型在被发现和总结报道之前并不为众人所知,混在一般人群中,你必须用心才能发现。”罗丹所说的“发现美的眼睛”,实际是一种发现美的能力。
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矛盾斗争中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要义是审美,但又不是单纯的审美或审丑,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割开来的。审美必然要同时审丑,必须要写出二者的相互斗争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过程。对丑的揭露和批判,正是对美的发现和肯定。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作家只看到丑而没有发现美的眼睛;有些作品甚至不是揭露、批判丑,而是以丑为美。而这样的作品,不仅被某些评论家所肯定,甚至获得大奖。
那么,作家和评论家如何才能获得一双美的眼睛呢?没有别的办法,除了加强多方面的自身修养外,只能到生活中用心去观察、去体验、去捕捉和把握,而坐在书斋里,则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还何谈什么发现!《追梦人》的采写、出版就是最好的说明。我想,假如没有组织这次采写活动,这几个作家也不会认识他们的书写对象,说不定还会怀疑这些美的典型的存在呢!
只有深入到生活中,才有可能熟悉生活;只有锻造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才能发现不易发现的真实存在着的美,才能体会到“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它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