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出来的评论家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李健吾的名声，不全是靠了写评论文章，有一半是靠了他打过的大大小小的笔仗。

　　一说打笔仗，好些人会想到论敌，李健吾的笔仗，几乎全是在好朋友之间打起来的。他跟巴金之间的一场笔仗，就是个不大不小的例子。

　　1935年11月3日，李健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署的是他写评论文章专用的一个笔名——刘西渭。

　　这些年，巴金对健吾很是关照，将初到上海的健吾，介绍给上海的朋友，且出版了李的戏剧集。不必说是感念，情分上总是近了些。文章开头，表白了一番自己对批评的看法。感情归感情，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批评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生的存在。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的是缺乏深刻的体味。

　　在具体评论中，李健吾认为，评价巴金的这三部作品，甚或巴金的全部作品，必须了解巴金对于人生的态度。所谓态度者也，不是对事，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用巴金作品中人物的术语说，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愤激。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质是热情。他用热情化为文字，也就用这热情的文字感动了他的读者，那些同样怀有热情的现世青年。“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

　　同时指出，这热情，成功了他叙述的顺畅，也带来了他文笔的瑕疵。“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了下文。”

　　具体到这三部作品，李健吾的看法是，《雨》最为成功，原因在于《雨》里有个中心人物。这也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的小说家的悲哀。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在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然而，因了中心人物的失去，注定了《电》的失败。

　　写出这些看法时，李健吾已经意识到巴金不会轻易接受。

　　现代作家里，巴金对自己作品的维护，不容他人曲解，是有名的。这从几乎每部作品，都要写长长的序言或跋文上看得出来。单怕别人不能理解他的深刻含义，或者微言大义。相交甚笃，李健吾自然深知巴金的这个脾气：“没有一个作家不钟爱自己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先生那样钟爱他的作品。读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种母爱的一往情深。”

　　他得有所劝诫。

　　先引用了巴金《将军·序》中的一段话：“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方面的书。” 

　　在李健吾看来，这话过了头，作为一个读者期望甚高的作家，不该这么说。因为不符合基本的事实。你不必理睬他这种类似的愤慨，他是有所为而发；他在挖苦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苦修士，或者说浅显些，把人生和艺术分开的大学教授。他完全有理——直觉的情感的理。但是，如若艺术是社会的反映，如若文学是人生的写照，如若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则巴金先生的小说，不管他怎样孩子似的执拗，是要“被列入文学之林”，成为后人了解今日激变中若干形态的一种史料。

　　对这样的批评，巴金当然不会默不作声。恰在这时，巴金已为他的《爱情三部曲》写好了一篇3万字的长序，不能再在序中驳难。很快，他以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名曰《〈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其中对李健吾不无讥讽——

　　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来，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正面，你一定会张皇失措起来……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顾右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那驾驶的本领……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利。但是我却要疑惑你坐在那样迅速的汽车里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毕竟是朋友，讥讽是讥讽，对李健吾的文笔，连巴金也不得不赞叹：“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自然，这里也多少含有对李健吾说他“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的反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拍马挥枪，李健吾当即迎了上去——写出《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予以反驳。

　　“等到作家一自白，任何高明的批评家都得不战自溃。”劈面先来了这么一句。你以为他会俯首就擒吗？接下来说，“对着一件艺术的制作，谁的意见最可听信，如若不是作者自己？比较来看，也只有他自己的叙述差可切近他制作的经验。假使他不夸张，不铺排，不隐晦；假使他有质直的心地，忠实的记忆，坦白的态度。”可惜不全是这样——

　　作品对于作家来说，犹如母亲之于儿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那样欢迎作家任何的“自白”，同时却也格外加了小心去接受。他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而且甚于秘密，把一个灵魂冒险的历程披露出来。惟其经过孕育的痛苦，他最知道儿女的性格和渊源。惟其具有母性的情感，我们也得提防他过分的姑息。

　　巴金不是说李健吾是坐着一部流线型的汽车吗？李健吾顺势说，虽是坐着一部流线型的汽车，终有游山玩水尽兴的一天。等扬起的尘土息了，人们的诅咒住了，我的汽车朽了，而道旁伟大的艺术家还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留给未来鉴赏。纵然如此，谢天谢地，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不敢过分污渎批评自身。批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艺术都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揭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象征他一己的存在。

　　在李健吾看来，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与一个优秀的作家正是无分轩轾，作家不必因为他是在批评自己的作品，就将他当作自己的奴仆。纵然是好朋友，他也绝不允许对方亵渎了批评的尊严。对于批评，他的态度是：一本书摆在眼前，凡落在书本以外的条件，尽可置诸不问。他的对象是书，是书里含有的一切，是书里孕育这一切的心灵，是这心灵传达这一切的表现……这是批评的难处，也正是它美丽的地方。

　　这样在报纸上刀兵相见，外人或许以为两人要失和了吧。不会的。打笔墨官司，原是文人之间的常事，只有两个小人，或一个君子一个小人之间，才会因此而结仇记恨。对两个都还心胸旷达的人来说，只会加深彼此的理解。

　　这是一个大作家与一个大批评家的一段文字因缘，它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几篇精妙的文章，更其重要的是彼此都有的那种坦荡的批评精神。

　　《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写于12月14日，仅仅隔了一天，16日，李健吾又写了评巴金《神·鬼·人》一书的评论文章，热情而又中肯，外人绝难想象得出，这就是前两天写那篇反驳文章的同一个李健吾。

　　唱和与驳难，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优良传统。驳难，实则也是别一种方式的唱和，纵然是真的生点气，彼此心里都明白，绝不会妨碍友谊的加深。或许正是经历了这场笔战，巴金才真正认识到李健吾人品的正直，才华的丰盈，与见识的超卓，并由此结成数十年不逾的真挚的情谊。

　　1936年12月，在巴金的擘划下，创办不久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集《咀华集》。这本集子和1942年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二集》，可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