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作家：直面与否都因创伤无法治愈

卡-蔡特尼克135633(原名叶海厄勒·迪努)

阿佩费尔德

《玩偶屋》英文版 　　　　　 《巴登海姆1939》英文版

　　作为世界上惟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的第一个10年就接受了50余万二战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与大屠杀具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在过去的70年间，大屠杀始终是以色列国家意识形态、公共话语与公共文化构成中不可忽视的话题。作为民族记忆与民族体验的载体，以色列文学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屠杀的关注程度与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呈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与事。大屠杀幸存者作家是以色列大屠杀文学创作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这部分人中，既有在二战之前便已从事文学创作、在战时历经磨难、幸存后移居到以色列的作家，也有以少年幸存者身份抵达以色列、在以色列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中包括卡·蔡特尼克135633(Ka-Tzetnik)、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 1934-)、尤里·奥莱夫(Uri Orlev)、约娜特和亚历山大·塞耐德夫妇(Yonat，Alexander Sened)、娜欧米·弗兰克尔(Naomi Frankel)、伊塔玛·尧茨-凯斯特(Itamar Yaoz-kest)等。

　　卡-蔡特尼克135633：直抒集中营暴行

　　卡-蔡特尼克135633(下文简称卡-蔡特尼克)原名叶海厄勒·迪努，1909年生于波兰，少年时便开始用意地绪语写诗，1931年发表了一部意地绪语诗集。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和弟弟妹妹均在战争中丧生。1945年获救，后移居巴勒斯坦。卡-蔡特尼克获救后住在意大利一家英军医院里，恢复体力后便开始以集中营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萨拉芒德拉》乃是最早的大屠杀文学作品之一。当卡-蔡特尼克托一名士兵把该书带到巴勒斯坦时，士兵低声说：“你忘记写作者名了。”他潸然泪下：“作者名？写这本书的是那些进了焚尸炉的人！就叫卡-蔡特尼克吧。”卡-蔡特尼克乃德文“集中营”一词的缩写，135633则是作家本人在集中营时的编号。他以家人为原型创作的“萨拉芒德拉”系列长篇小说，包括《萨拉芒德拉》《玩偶屋》《暴行》《时钟》《冲突》和《代码EDMA》，有“犹太家族编年史”之称。

　　《玩偶屋》是该系列的第二部。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个14岁的犹太少女，名叫丹尼爱拉。战争爆发之际，丹尼爱拉在一次郊游中和同学走散，误入纳粹魔爪，被送进劳动营，后又和其他年轻姑娘一起被强行送进奥斯维辛的“玩偶屋”。据作家描写，玩偶屋是集中营里一个特殊营房，做过绝育手术的女子被迫在那里款待来自前线的德国士兵。玩偶屋的女子既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也不会像集中营中的其他人那样忍饥挨饿，但却饱受精神摧残。丹尼爱拉始终恪守犹太传统中讲究诚实与纯正的美德。正是这种纯真与道德意识使她在对过去美好岁月的追忆中，在那种地狱般的非人境地中存活了一段时间。最后她想进行反抗，逃出虎口，却不幸死在了哨兵射出的枪弹下。

　　该系列第三部《暴行》的主人公莫尼是个年仅7岁的男孩，他长着一双酷似母亲的温柔、亮洁的眼睛，又继承了母亲家族所特有的贵族仪表，因而成为男同性恋者眼里的迷人娈童。莫尼和姐姐丹尼爱拉一样遭受着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痛苦。在他所生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人性与尊严可言。与丹尼爱拉相似，莫尼的内心深处却依旧保存着某种善良的本性和传统价值观念，比如忠诚和同情弱者等。纳粹们想要他的身体丰满起来以引起他们的性欲，可莫尼出于对自身角色的厌恶强迫自己遏制食欲，结果变得瘦骨嶙峋，屡遭遗弃。在小说结尾，莫尼试图逃跑，这象征着他为保持人性良善而做最后的努力。但饥饿使他筋疲力尽，离开了人世，即使纳粹官兵也为他求生存的努力称道。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性侵害不符合希特勒所推行的种族纯化政策，因此两部作品的真实性备受争议，1950年代的一些以色列青年人甚至将其误读为春宫小说；但它们确实代表了卡-蔡特尼克小说中所体现的一种道德控诉。卡-蔡特尼克通过莫尼和丹尼爱拉的遭际，描写出纳粹对犹太儿童所做的性侵害，描写出束手待毙之人的苦境，以及控制着集中营囚犯生死的暴虐者的腐败无道。同时，试图解说并维护犹太民族的道德信仰与生存理念。

　　《冲突》是卡-蔡特尼克的一部意义复杂的长篇小说，它既涵盖了《玩偶屋》与《暴行》所展现的 “集中营暴行”主题，又试图探索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出路。小说场景在以色列与奥斯维辛之间交替转换。主人公是丹尼爱拉和莫尼的哥哥哈利。小说开篇，以色列女子加利利去找心理医生，希望治疗她受丈夫哈利影响患上的糖尿病。加利利在年轻时代，由于受父亲思想的熏陶，试图寻找一位具备正统派犹太教救赎理想的恋人。偶然之际，读到哈利描述奥斯维辛可怕事件的小说，意识到作者正是她所要寻找的男人。哈利犹如传说里的不死鸟——凤凰，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存活并再生，是三兄妹中惟一的幸存者，但意志与精神却遭到了摧毁。他缺乏生存的愿望与爱的能力，缺乏弟妹身上因死亡所保存下来的正义与良善。从奥斯维辛得到解救后，哈利意识到道德与人性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通过年轻的加利利，哈利学会了爱和重新进入人类社会的能力，但是当加利利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哈利与其他幸存者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后，逐渐意识到任何人都无法从奥斯维辛体验中得到救赎。也就是说，加利利在治疗哈利精神创伤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哈利所带有的憎恨与恐惧：

　　我和一个将自身的一半切分下去的男人住在一起。他从奥斯维辛的星球上来到我这里——就像天外来客。他一半是人一半是谜，不管我怎样努力去想象奥斯维辛，我也无法看透这个谜······我想讨好补偿哈利，为了他让焚尸炉所夺走的一切。我想将他的丹尼爱拉、莫尼与生活的快乐都还给他。

　　最后，他们通过爱来相互救治对方的心灵创伤。尽管作家本人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相信爱可以救赎世界，但他的确相信，只有爱能够使伴侣之间的道德救赎成为可能。

　　阿佩费尔德：表现战后犹太人求生历程

　　阿佩费尔德是以色列最为著名的大屠杀作家。与卡-蔡特尼克不同，他没有直接描写集中营生活和大屠杀事件本身，而是运用象征手法，将大屠杀体验渗透在带有前大屠杀或者后大屠杀背景的文本中，或暗示出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无处藏身的命运，或表现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在欧洲、以色列寻求生存的历程。在他笔下，大屠杀主题并非体现在故事情节中，而是体现在故事叙述与观察视角中。

　　以长篇小说《巴登海姆1939》为例， 作品开篇写道：“春回巴登海姆。小城边上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林中阴影引退到了树上。阳光洒落在每个角落，洋溢在街区的主干道上。”在对自然交替作出绘声绘色的描绘后，作家笔锋骤转，透露出这是一个变革的瞬间，岑寂中的一切预示着某种变化的来临，暗示出小镇上的犹太人将要面临一场灾难。

　　阿佩费尔德的童年记忆对他的文学世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在1932年生于罗马尼亚切尔诺维茨一个富足的犹太人之家，同普通孩子一样，拥有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但无情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金色的梦。阿佩费尔德8岁那年，母亲被纳粹杀害，他和父亲被分别送进集中营。小阿佩费尔德同妇女和孩子关在一起，终日面对恐惧与死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强烈的求生意识促使他铤而走险，溜出哨卡林立的集中营，爬过铁丝网，在暗夜中徘徊。后被一个犯罪团伙搭救，到处流浪。3年后，阿佩费尔德加入红军，四处辗转，足迹遍及大半个欧洲。14岁那年，即以色列建国之前的1946年，阿佩费尔德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他先到基布兹劳动，学习希伯来语，继而服兵役，进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而后到国外深造，并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作生涯，迄今已经发表了30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文论等。其作品在犹太世界反响很大。

　　初到以色列的生活对阿佩费尔德来说极其艰辛。他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没有语言。作为大屠杀幸存者，他没有同自己多灾多难的同胞同生共死，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即使后来他与父亲奇迹般地在以色列相聚，但无法摆脱孤儿情结的困扰。于是他把写作当成一种自我探索，试图在写作中寻找家园和自我：“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冒着酷热在陌生人当中正做些什么？” 上世纪60年代，阿佩费尔德相继出版了《烟》《在富饶的谷地》《大地严霜》等短篇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写出欧洲难民在战后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以及到以色列后的痛苦体验。继之又去写父辈，写已经在欧洲被欧洲文明同化了的犹太人，这些人因拥有犹太人身份、体内流着犹太人的血而否认、憎恨自身；而后他又向纵深发展，写祖母一代人，他们一方面恪守古老的犹太文化传统，同时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接受他者文明的熏陶与同化。其作品在不同层面暴露着作家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展示出犹太人的思想感情、犹太精神与犹太特性，以及这种精神与特性在物换星移、岁月荏苒中的变异与发展。

　　1980年，阿佩费尔德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灼热之光》面世。小说以第一人称形式，讲述一群失去双亲的少年幸存者到以色列后的故事。小说开始，写一些少年幸存者从意大利乘船去往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其与过去割断联系，走向新生。但是，这些少年由于在战争期间经历了肉体与心灵磨难，丧失了乐观的人生态度与信仰。他们去以色列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迫不得已。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的期待相反，少年幸存者没有与以色列土地及百姓融为一体。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他们来说，在农场劳动这一与土地建立联系的行动本身成了某种负担。巴勒斯坦这片先驱者们所梦幻的土地，被他们歪曲为“某种集中营”，集中营情结成为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障碍。

　　与此同时，本土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社会对少年幸存者也非常鄙视、厌恶与排斥。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政治领袖提倡通过肢体的简单劳作与土地建立肌肤相亲的联系。少年幸存者拒绝与土地建立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他们同以色列社会的距离。在这种社会与意识形态背景下，大屠杀幸存者的道德水准和社会地位遭到蔑视，被称作“人类尘埃”。

　　阿佩费尔德的出生地虽然是罗马尼亚，但母亲讲德语，他的第一母语也是德语，他首先接受的是德国文明的熏陶。德国文学，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对阿佩费尔德影响很大。他从50年代便开始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世界、卡夫卡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及其优美的希伯来文书法，在阿佩费尔德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共鸣。阿佩费尔德在同好友、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谈话中曾经指出，卡夫卡出自一个内在世界，并且欲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而自己则出自一个现实世界，那就是集中营与森林。但他们同系犹太人，所以卡夫卡的创作让阿佩费尔德产生了奇妙的亲近感。

　　上世纪70年代，阿佩费尔德创作了长篇小说《漂泊岁月》，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该作品描写的是战争前夕一个奥地利犹太家庭的故事，叙述人巴鲁诺只有13岁，其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崇拜卡夫卡，与茨威格过从甚密。但在反犹排犹声浪中，父亲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像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致使其作品招致骂名。最后，他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朋友，没有尊严，不得不离家出走。30年后，巴鲁诺长大成人，从耶路撒冷重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奥地利，无尽的失落感从心中油然而生，为父亲的罪孽乞求救赎。作品中许多细节与卡夫卡笔下的《审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佩费尔德称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去了解古老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他笃信宗教，守安息日，在逾越节、住棚节、五旬节、赎罪日等传统节日来临之际举行仪式，但不去教堂做礼拜，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宗教戒律。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想同上帝说话，也不想同上帝见面，而是想了解上帝，探索上帝之于犹太人的特殊意义。在他看来，任何宗教均以两大情感为基础：首先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其次是人终将化作尘土。这两种情感使得每一位犹太人既骄傲又谦卑。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阿佩费尔德已经跳出对大屠杀事件本身及个人经历与体验进行纯然叙述的写作模式，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看到过过多的死亡与残酷，促使我去期望。”他在作品中，通过象征讽喻等手法，探讨犹太人同上帝的关系，探索犹太人的命运与出路，在整个犹太世界影响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