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汉语书写刍议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众多的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都有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等语系。其中12个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和民族语言相匹配的民族文字，并有悠久的历史。此外，还有些民族在历史上产生过民族文字，但并未在全民族中使用，如傈僳族的“竹书”、壮族的方块壮字、苗族的方块苗字、瑶族的方块瑶字以及白族的白文、佤族的佤文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出专家和本民族文人为一些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如壮、苗、布依、土、傈僳等十几个民族的文字，但大多没有普及使用。而历史上已经有文字的一些民族文字，也多用于宗教典籍、历史记录以及只被民族上层人物掌握，如纳西文、彝文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大多数民族仍处于没有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书写的状况。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我国被广泛使用的人际交流工具。汉语经古代、现代、当代几个发展阶段，形成现在通用的“普通话”。汉字最迟在商代产生(甲骨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在还通行的最古老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规制了汉字统一的书写规范，在全国实施。后几经演变，形成现行通用的楷体汉字。

　　我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朝代更替，以及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使用汉语汉字的人群不断增多，汉语文学也随之蓬勃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汉语文学史。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汉语文学发展史上，不但涌现出大量杰出的汉族作家、诗人，而且也出现了许多用汉文书写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家。这一历程可以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江南北就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孟子》中有楚人学齐语的记载，可见当时齐(北方)楚(南方)语言的差异和文化交流的情况。《礼记》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说文解字序》写到：“诸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以华夏为中心的汉语，被周边民族逐渐接受、使用。以《诗经》为代表的华夏诸地人民的诗歌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荆楚民族的诗歌就各具特色。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就是楚人使用汉语创作的诗歌(尽管诗中使用了一些楚语特殊词汇)。

　　秦汉时期，完成了汉民族的整合，形成了以使用汉语为标志的汉族。汉语汉文有了更加持久的稳定的基础，也有了更加强势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汉代是一个强大繁荣的朝代，边疆广大，与汉族地区接壤的一些少数民族开始习说汉语。汉末，羌、匈奴、巴氐、鲜卑、羯等少数民族势力兴起；西晋末年，这些少数民族在西方北方诸地，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地方政权，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这些政权的上层和文人积极学习使用汉语，并涌现出一些使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出现了用汉语书写的《企喻歌》(氐族)、《琅琊王歌辞》(羌族)、《慕容垂歌辞》(鲜卑族)、《琴歌》(氐族)等。传世长篇叙事诗《木兰辞》就出自北朝少数民族诗人之手。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不但汉族作家、诗人群星闪烁，而且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家用汉语书写文学作品。如南诏政权有不少官员、文人使用汉语书写诗文，南诏王寻阁劝(彝族)的《星回节·游避风台》，段宗义(白族)的《思乡》，杨奇鲲(白族)的《岩嵌绿玉》，这些诗人的诗作颇具唐诗风韵，均被收入《全唐诗》。宋时，大理政权更加重视儒学，许多官员、文人多用汉语书写诗文。

　　宋政权南迁后，北边的契丹、女真，西边的党项分别建立了地方政权，辽、金、西夏。这些政权深受汉文化影响，许多文人习通汉语。西夏人民大都通“蕃汉”双语。一些少数民族文人能用汉语书写诗文。如辽耶律倍的《乐田园诗》、耶律资忠的《西亭集》都颇具风采。契丹族耶律楚材、女真族元好问更是才华出众，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出现了各民族文化大交融、大发展的盛景，涌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如耶律楚材(契丹族)、萨都刺(回族)、马祖常(雍古族)、贯云石(维吾尔族)、余阙(唐兀族)、迺贤(回族)、雅琥(西域也里可温人)、王翰(西夏人)、月鲁不花(蒙古族)、高克恭(维吾尔族)、丁鹤年(回族)等。元代还有不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戏剧家，李直夫(女真族)、杨景贤(蒙古族)、石君宝(女真族)是其中的佼佼者。明清两代，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书写，如回、满、蒙古、土家、白、壮、苗、布依、纳西、达斡尔、锡伯、朝鲜、侗等民族作家都有汉语诗文问世，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

　　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更是涌现出一批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如大家都熟悉的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马宗融(回族)、萧乾(蒙古族)、李寒谷(纳西族)、端木蕻良(满族)、舒群(满族)、李乔(彝族)等。

　　我之所以举出以上例子，主要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这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并一直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通过汉语，那些本民族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一种表现生活、抒发感情的书写途径。这为少数民族文学攀登新的高峰提供了另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得到了尊重，享受民族平等和经济发展的红利。民族经济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通婚、教育普及等因素，使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这就为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书写提供了新天地，既有熟练掌握汉语的作者，又使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受众。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无奈之下背离了自己的母语。但我认为，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历史上那么多使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发现哪位作家有这种无奈的感叹。当然，也有个别作家表达出一种无奈之情，这是对历史的无奈，任何个人都没有回天之术。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这样的遗憾总是屡见不鲜。

　　这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就有了两种语言书写体系，即少数民族母语书写体系和汉语书写体系。每个体系都包括了众多民族的文学创作，而且两个体系并存了很长时间，互学互补，互促互进，在不断交流中发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用母语书写是文学的民族性的重要标志。但文字终归是一种语言符号，是人类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因此，将语言与文学民族性的关系绝对化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误解。

　　口头文学可以凭借民族语言世代传承，但书面文学却离不开文字。世界上有众多民族没有与自己语言相匹配的文字符号。但一个民族、一位作家的表达欲望是遏制不住的。他们选择使用别的、自己熟悉的书面语言去书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母语书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属性的重要特征，但决定文学民族性的另一重要维度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以及他对本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定。使用任何书写语言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作者所撰写作品的民族属性。

　　构成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元素是民族题材、民族心理机制和民族情感的印痕。书写语言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用英语书写的，但它被公认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的很多作品也是用英语书写的，仍被世人认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束心灵之火。一个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选择非母语书写，并不说明他不是他所属于、他所认定并热爱的那个民族。

　　回族是一个民族特点很突出的民族，从其诞生时起，就开始将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回族作家用汉语书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漫长的回族文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回族特有的语言辞汇和习惯用语，并被许多回族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构成文学民族特色的因子。其他使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有类似现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蒙古族作家涌现出来，其中不少作家使用汉语书写，如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朋斯克等。他们的作品并未因使用汉语书写而丧失民族色彩。少数民族作家学习、使用汉语书写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创作的题材更加广泛。他们不但以自己民族的现实和历史为题材，还可以书写自己熟悉的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如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描写佤族生活)、张承志(回族)的《黑骏马》(描写蒙古族生活)都名噪一时。

　　现在，各民族人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日益相似，少数民族作家的眼界更加开阔，创作题材的选择取向更加多样化。他们用汉语书写的一些作品已经没有明显的民族标识，即作品的人和事没有独特的民族印迹，也就是说，他们写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生活。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别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趋势。这些作家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中逐渐悟出文学的精髓，不再囿于文学“民族性”的表述，而看重对文学本质、作家审美和时代精神的追求。

　　各民族语言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其被传播和使用的命运却千差万别，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有些语言出现了与之相匹配的文字，而有些语言则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有些语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汉语言文字就是这种“越滚越大”的语言文字。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书写是在这种语境中存在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而且目前国家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也在加大扶持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