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的当代启示

　　置身于21世纪的时代潮流之中，以今天的视角回眸审视，曲波及其《林海雪原》带给我们的思索和启示颇多。

　　主体情感：豪情·感情·激情

　　曲波出身于农民之家，只读过五年半的私塾，年轻时即参军，戎马一生，数度负伤，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据他的妻子刘波回忆：“他总说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争，受过重伤，经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都坦然面对，从容对付。我觉得，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牺牲奉献的高贵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委实如此，由于曲波自身的军旅经历和时代的铸就，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潜涌着一股浓烈的英雄主义豪情，而创作主体的这种豪情，作用于创作时，便会使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英雄主义的艺术风格，从而也成就了《林海雪原》涵具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一艺术表征，奠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

　　客体文本：

　　民族性·传奇性·浪漫性

　　他年幼时曾熟读《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带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通俗小说，深受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的影响，也为他采用这样的叙写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资借鉴的范例。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小说借鉴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来设置人物。少剑波之于诸葛亮，杨子荣之于武松，刘勋苍之于张飞，孙达得之于戴宗……似乎皆能从传统的古典民族小说中找到他们的远古影像。除人物形象的设置之外，作品的语言以及叙事结构，也均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语言通俗平实，易读易懂，以及对民间语言的活用，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小说采用通俗小说的单线结构进行叙述，环环相扣，高潮迭起，情节一波三折，惊险摄人，引人入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林海雪原》虽是曲波在自身真实经历、真切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有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但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却格外夺目，熠熠生辉。小说于茫茫林海、皑皑雪原这样的寥远宏阔的自然环境衬托下缓缓展开，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一支以36人组成的战斗小分队，同十倍于己的国民党残匪进行了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残酷斗争，最终于威虎山上肃清顽匪的故事。故事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而且立足于真实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并升华了智勇双全的少剑波、虎胆雄心的杨子荣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传奇性。再加之作品中对奇特自然环境和地域风貌的描述，叙述中对神话传说的穿插，更是倍加烘托出了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并没有一味地描写残酷的战争环境，抒写战斗的铁骨豪情，而是适度添入了柔情因素——那就是少剑波和白茹的“才子佳人”般的爱情。小说的第9回，集中叙写了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慕和情思；第23回《少剑波雪乡抒怀》，则抒写了少剑波对白茹那种欲言又止的感情。这些柔情因素的加入，不但给作品紧张惨烈的战争氛围增添了轻松柔婉的因子，尊重和肯定了人性的本真，而且也强化了作品的浪漫性。虽然在作品出版后，对于这种爱情的真实性和叙写的可行性，曾受到质疑，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这恰是作品比较出彩之处，同时也是它有别于同时期其他红色经典作品的独到之处。

　　传播与价值：

　　通俗·民间·英雄

　　作为创作主体的曲波在创作时并未一味地迎合当时主流的文学创作方式，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素质和叙述的需要，采用了民间立场，有意使作品接近民族风格。因此，作品具有了民间性、通俗性、传奇性、浪漫性等鲜明格调，有古典通俗侠义小说和评书的韵味。具而言之，就是通俗易懂，可读性高，故事性和吸引力强，而且塑造的主要人物颇具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鲜活生动，高大威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使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契合了广大民间读者的阅读趣味；同时也给其他艺术形式的改写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阐释的角度。因之，传播效应也自然被高度强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海雪原》因其突出的传奇性和浪漫性，塑造的英雄人物和同时期其他作品里的英雄人物相比，显得格外光彩夺目，而少剑波、杨子荣等鲜活的英雄人物正契合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英雄主义情结。“精悍俏爽，健美英俊”，且又足智多谋、沉稳干练的少剑波；胆识超人、智勇双全，孤胆入虎穴智擒座山雕的杨子荣……可谓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人物的经典，丝毫不逊色于流传已久的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反而显得更真实可感。在那个举国上下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历史时期，在那个需要英雄人物感召的年代，杨子荣、少剑波这样鲜活生动、传奇而又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自然会被作为鼓舞民心、激励斗志的文化精神资源进行深度开掘，其传播的广泛性和深度性也就顺然得以实现。

　　以今天的文学评判视角来审视，《林海雪原》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作品在故事构思、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却绝不乏亮点。这对于一名业余作者来说，已实属难得。而且，《林海雪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性层面，而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社会功用上。汪曾祺认为，评价文学作品社会意义的一个标准在于，“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即要导人向上，导人向善。按照这一标准衡量，《林海雪原》无疑是优秀的——那激昂的豪情，那凛然的正义，那巍然的英雄，那恢弘的图景，对于彼时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导向，委实具有积极的助推和激励作用。仅此一点，便已足够，我们又何必苛求太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