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无法摆脱的时代宿命

　　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批判者认为其缺乏现代的审美意味和艺术蕴涵，辩解者则认为它因时代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而产生的历史虚无与实用主义的纷争更是甚嚣尘上。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到底是什么在决定着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题材、主题及表达方式？

　　为什么而写

　　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核心就是要凸显为什么而写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文学作品基本品质的关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写作就是盲目和没有坚实思想基础的”(李骏虎)。那么《林海雪原》的写作动机何在？从大的方面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合法性的历史化要求。现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演绎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各种闹剧和悲剧。最终，初始力量薄弱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壮大，领导着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小说必然要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为核心题材，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英勇献身为人物目标，以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推翻剥削阶级为叙事主题。如此一来，《林海雪原》的主题设计便一目了然：以少剑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紧密联系、组织、依靠劳苦大众，带领神勇的剿匪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铲除了散布在牡丹江林区的国民党土匪残余势力。从小的方面看，《林海雪原》是作者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无限怀恋，对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的深深缅怀。在小说后记中，曲波无限深情地表达了对战友们的敬佩和思念，“当我在医院养伤的时候，当我和同志们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无数遍地讲过他们的故事”，这也是促使他最终决定把林海雪原的斗争写成小说的最初的和直接的原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具体生动的英雄个体，这段火热滚烫的战斗经历，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的滚滚洪流。因此，作者在对战友和战斗生活的缅怀中，时时不忘的依然是对党的歌颂和崇拜，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强化了对中国现代革命合法性的确认。由此可见，“为什么而写”的问题，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提纯和升华。

　　写什么

　　为了凸显党的英明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小说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突出阶级矛盾、表达阶级仇恨，做到爱憎分明。小说开篇即进入主题，第一章“血债”，描写了杉岚站全村被匪徒烧毁，工作队、积极分子及村民被残忍杀害的悲惨一幕，直接将敌我双方水火不容的阶级仇恨推到前台，拥护与仇恨的情感立判，正义与邪恶的阵营瞬间构筑。小说在后来的章节也重复性地叙述了类似的情节，如夹皮沟和库伦比屯的故事，进一步渲染了国民党土匪祸害百姓、共产党和解放军爱护百姓的情感基调。除此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单个的人物来构筑这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倾向，如蘑菇老人、棒槌公公、姜青山，他们在土匪的迫害和逼迫下穷困潦倒、陷入绝境，是共产党的出现拯救其于水火之中，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是穷苦人解放的带路人的思想认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呈现阶级仇恨的临界情绪，小说对暴力本身的叙述毫无掩饰，无论是我方被残酷杀害，如“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还是敌方遭到严惩不贷，如“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满地”。虽然在叙述语气与语言色彩的选择上判然有别，但其直触身体的暴力渲染却毫无二致；而且同样的暴力，在我方遭遇时唤起的是悲伤和痛苦，当敌人承受时释放的却是痛快与淋漓。这不得不让人惊叹革命道德化所获得的惊人力量。

　　其次，以具体情节为基础，充分展示共产党人面对困难的姿态、认识与行动。第一，对小分队战斗集体的颂扬。通过有代表性的剿匪战役展示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革命铁律。四股土匪的共同本质是凶残狡猾，其头目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马希山更是阴险毒辣，而且除九彪外，其他三股土匪被赋予了各不相同的天堑要塞：奶头山的险峻、威虎山的庞杂、基密尔草原的一马平川。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看，剿匪任务都显得困难重重。然而，对诸种困难的渲染主要是为了衬托剿匪小分队的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敌人越是凶狠狡诈，越能说明取胜的小分队是多么地智勇双全，正是在这紧锣密鼓的四次战役中，小分队听从指挥、忠诚团结、集体协作的精神得到了塑造和完善，呈现出一支正义之师、勇武之师和胜利之师的杰出典范。第二，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得以构建、刻画得生动逼真、光彩照人。小分队的领导者少剑波是党的形象代言人，他不仅年轻英俊、机智多谋，而且情感细腻、心怀天下。他的智谋代表的是党的英明，在四次典型的剿匪战斗中，分别运用了雪夜奇袭、深入虎穴、将计就计、调虎离山的战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均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非凡战绩。他的年轻英俊代表的是党的青春与活力，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被死死地统治在一种暮气沉沉的封建制度下不得喘息，现代以来，尽管革命派别风生水起，但真正能与传统因袭彻底割裂的少之又少。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从异域吸收先进的理想和信念，彻底打碎传统枷锁，以底层人民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与军队。所以，这是一个代表了崭新的面貌、生活、思想与希望的政党，它青春洋溢、活力无限。当然，少剑波之外，小说还着力塑造了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个个赤胆忠心、勇猛无敌。如善于攀岩的栾超家、健步如飞的孙达得、胆识惊人的杨子荣、不让须眉的小白鸽。其实早在建队之初，代表党的意志的何政委就已经对队员们做出了政治判断：“今天的作战，突出地要求孤胆。胆的因素有三：一是觉悟高；二是武艺高智谋广；三是体格强力气大。”而队员们也纷纷将党的英明教导看作他们取胜的首要法宝，后记中写到，在胜利会师时，面对战友的称赞杨子荣不以为然：“你们别瞎嚷嚷，别算错了账。没有党领导的大革命，我老杨还不是个雇工？！不是党教育、培养了我的侦查本领，我老杨根本没有本事对付座山雕。”如此看来，无论是就集体而言，还是就个体来说，都充分洋溢着共产主义信仰所拥有的魔法般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除少剑波等少数几人外，小分队几乎完全依靠意志、胆魄和信念来战斗，习惯于以口号表决胜过策略性分析，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不需要思考，只要跟随党的指示行动就足够了。

　　怎么写

　　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使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必然胜利获得最广泛的历史化，这应该是决定怎么写的核心问题。为此小说反复推敲，做了很多功课，尤其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获益良多。曲波曾在后记中特别强调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的熟稔，并受其影响“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

　　首先，为适应刚获得解放的百姓的认知水平，并获得其最大化的价值认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民间的审美思维和认知模式继承下来。一方面，作为恶势力的代表，许大马棒等土匪无不奸诈丑陋，“从名字到形象到语言行为，再到内在的性格与心理，都完全丑角化了”，特别是那些带有邪僻性的绰号更是一针见血地表达了憎恶的叙述情感，如“蝴蝶迷”、“一撮毛”、“丁疤拉眼”等；而且为了增加其邪恶性，小说写他们多人与日占时期的鬼子有瓜葛，充当密探或特务，如赵大发、宋宝森等。如此家仇国恨综合起来，敌人在小说中的面貌绝对可憎可恨。甚至连生活于草原的野雉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用小董的话说：“国民党匪军到了哪里，就是鸡飞狗跳墙，这叫做‘鸡犬不宁’；我们呢，不管到什么地方，是‘鸡犬不惊’。”的确，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无不善良勇敢、爱憎分明。如儒雅聪俊的少剑波、智勇双全的杨子荣、美丽解人的白茹，他们对百姓耐心启发、真心帮助、诚心关爱，获得了百姓的一致赞扬和爱戴。在这种善恶鲜明的对比中，小说对革命正义的历史化叙事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小说在写作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敌我双方的命运走向，敌败我胜、敌灭我昌。而这种预设的胜利也决定了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小说整体上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这在战斗畅快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如在“林海雪原大周旋”一章，尽管小分队陷入包围，但凭借有利地势，居然一面战斗，一面满腔兴奋地开玩笑，互相嚷着比赛打活靶，似乎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而且每次，最终的胜利总会在瞬间冲散曾经的苦难与血泪。

　　其次，雅俗共赏。这里的“雅”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革命情怀，小说在完成对革命历史光辉呈现的同时，旨在表达党的英明和革命事业的灿烂辉煌。小说在每次遭遇危险或者获得胜利时，都会及时展开对党的英明的坚信和对革命事业正确的确证。如在追踪马希山匪帮时，战士李鸿义和刘清泉离开小分队，夜宿孤寂的大草原时的所思所想所说所感，在在呈现出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亲和性。而且小说特别善于通过重点、重复地刻画正面人物中的核心人物来聚焦这种革命情怀，比如对少剑波的塑造便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如此，读者通过阅读小说，将获得一种情操的洗涤和人格的提升。“俗”指的是小说的叙事手法与艺术结构。《林海雪原》在整体上采用的是《西游记》式的“降妖除魔”与八仙过海式的“各显神通”模式，如四股匪帮恰似四大妖怪，逐一降服、消灭，而在具体过程中展示了队员们的各种本领。奇袭奶头山主要依靠栾超家的攀岩绝活，智取威虎山则倚重于杨子荣的惊人胆识，这其中又夹杂“飞毛腿”孙达得、“坦克”刘勋苍等人的英勇事迹。小说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则借鉴了《水浒传》和《说岳全传》式的英雄传奇手法，特别是对少剑波、杨子荣、李勇奇、姜青山等的书写，从其出身到加入革命队伍，到迅速成长为将帅之才，前期无不充满艰难困苦，而后期则被浪漫化的想象所淹没。从苦大仇深到英勇无敌，演绎的是千百年来草莽英雄所走过的相似道路，当然根本的不同是现在的英雄有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指引。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与趣味感，小说还特别设置了白茹的形象，不仅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而且在她与少剑波之间构筑了一种现代式的“英雄佳人”的革命浪漫传奇佳话；与此同时，小说还将民间传说穿插于文本中，如仙姑洞和鲤门渔夫的故事，不仅大大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性，而且有效地呈现出百姓内心深处关于善恶有序、因缘果报的集体无意识信仰，与小分队关爱百姓必得胜利的隐秘逻辑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更加有效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训意愿。

　　总而言之，小说《林海雪原》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需求的历史化倾向的影响，旨在完成对共产党领导穷苦百姓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史故事的合法性书写，体现了时代所规范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历史观念，即中国的现代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联盟为革命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历程。因此，小说中作为党的代表的少剑波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品质，而刚上映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则设置了杨子荣与少剑波的分歧，尽管最终仍是大团圆式的胜利结局，但这种分歧本身一方面产生了故事的张力和悬念，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审美观念变化的一种体现，更是当下历史化松动的一个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