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文学阅读指南》，【英】特里·伊格尔顿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正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这本原名为“How to Read Literature”的小书，旨在为一般的在读学生，提供几样最基本的文学赏析的工具。传统的文学赏析，无分中外，通常都依托赏析者个人独特的思想情趣和人生经验，对作品进行印象式的点评和感性式的生发。与此迥然不同，身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政治批评家的作者，在这本书里展示的，是一种着力于跨越文学阅读方式的专业与非专业的疆界、寻求剖析文学作品的普遍原则和一般规律的文学欣赏的新姿态。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学赏析方法，也被作者用来证明：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本身也可以是快乐的，理性的辨析并不一定就是感性享受的敌人。通读全书，简明而又层层深入的篇章架构——从浅显的“开头”、“人物”到纠结渐增的“叙事”、 “解读”、“价值”，生动戏谑而又机锋迭现的酣畅讲述，百余位欧美文学名家、几百例西方文学经典文本的炫目亮相和精粹解析，确实能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借这本书想实现的愿望都没有落空。

　　《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52篇文章、37个年份，按照编年文集的形式辑录成的这本560页的厚书，呈现着作者个人的步履坚实而又不同寻常的学思历程，也折射着科学和教育的春天来临之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风雨兼程、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作为复旦版“三十年集·后而立集”的增订版，这本文集一方面延续了作者治学生涯的年度大事略记与当年刊行的论文或散文代表作紧相匹配的体例；另一方面，纪事和选文的年限突破了1978年-2007年的30年，一直延伸到了最近的2014年。看得出来，尽管书中40余篇文章都带有鲜明的学术色彩，但作者遴选这些文章时，显然也有刻意从他所精专的历史地理研究角度努力走近非专业读者的用心。而《我的1978年》《最忆康桥风雪时》《我到过的南极》《怀念侯仁之先生》等十来篇记述亲身经历的散文，则质朴隽永，宽厚绵密，更能给读者见识上的启迪和情思上的感染。即使在述学、论学的篇章段落里，作者也保持着洗练、通脱的文笔，析理分明，评断利落，与惯于温吞骑墙和故弄玄虚的一派庸常的学者文体截然不同。这样的语态文风，尤其值得年轻一辈的学院派写作者多加学习。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德】顾彬著，李雪涛、张欣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这本书是顾彬教授就任北外客座教席第一个学期的讲课实录。书名“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准确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在“东方与西方”、“巴伐利亚与中国”、“莱布尼茨于中国”、“歌德与中国”、“郭实腊与中国”、“汉堡与中国”、“中国的image”、“布莱希特与中国”、“东方主义与中国”、“格林童话与中国”、“与中国一起进行哲学思考”这11个专题之下，德国与中国始于16世纪的悠久交流史，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对于中德关系史上广为人知的莱布尼茨、歌德、郭实腊、布莱希特等历史人物生平行迹和著述遗存中的中国因素，书中给出了实证确凿、视角别致的新阐释。巴伐利亚、汉堡等特定的政治文化区域主动接受中国影响的历史事实，也被开掘得脉络分明、深切详实，足以填补我们的许多知识空白。但这本书的可取之处，还不限于此。在交代纷繁、有趣的史实细节的同时，产生了一条与产自美国的“东方主义”和流行在中国的“西方主义”展开双向辩驳的理路，沿着这条理路，一些跟我们想当然的印象完全不同的过去和现在的实况，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比如：今天德国的土地上，1871年以前是150个小“诸侯国”，其中政治上最具代表性的普鲁士，当时也只是个贫穷小国；16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促进了欧洲的哲学和历史从神学范畴的剥离和独立；美国当代有关“东方主义”的理论批判和清算，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欧洲，但实际上“东方主义”在欧洲，并没有长期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仅在几个老牌的殖民宗主国那里，它才找到了早早滋生和久久绵延的温床。

　　《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美】查尔斯·伯恩海默编，王柏华、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全套5册的“比较文学·当代视野”译丛，或许是迄今可见的惟一一种全面介绍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程和现实境遇的汉译丛书。《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英文原版出版于1995年，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三篇学科标准报告：1965年的列文报告、1975年的格林报告、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第二部分是三篇针对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的审议和回应文章。第三部分收录美国各地高校从事比较文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14位教授所写的13篇文章，均为结合各自不同方式的教学实践，从不同角度围绕三份学科标准报告，展开商榷和批评。浏览这本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观念争辩远胜于学理和知识推究的文集，每一个从学院体制里领受过文学专业教育的读者，都难免感慨系之。1965年的列文报告篇幅简短，却提出了从掌握多语种、阅读原文到熟知整个西方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等多方面的一系列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这既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一个过往时代具体而微的反映，也是一门知识、一项技能走向学科化之处建章建制务求森严的惯例体现。而1975年和1993年两份报告，分别从架构比较文学专业院系的实际运作细节和面对跨学科、泛文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两个角度提出规划。从13篇诞生自教学一线的各抒己见之文，更能清楚地看出：任何一种僵硬刻板的学科标准，都不可能被切实遵循，实际的教学方式总有其适用的时效，也总是活跃多姿、因时因地而异的。也许，学科标准的全部意义，就像它在这本文集中的角色一样，只是作为一面靶子，用来引发或维系一场热烈的多元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