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日落呼兰》的意蕴

　　曹明霞的《日落呼兰》显然不是在为我们单纯地讲述一个历史故事。她选取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将人生与社会紧密糅合在一起，使身处边陲、蛰伏在呼兰河畔的人们的卑微生存情态与日军入侵、统辖的艰危局势相映照、相撞击，并由之呈示出那些原本安于现状的个体生命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命运。在纵贯整个伪满时期的沉缓叙说中，作品本身挥发出它的某些史诗性。

　　通常而言，人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摆脱他所置身的社会而孤立存在，因而，人与社会之间的争执、抗衡、和解与顺应也便成为恒久的话题。这里的关键症结是，面对脱却正常轨道的社会生态，人们除了在极为逼仄的空间冲撞外，所谓自由便只能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奢望之中。

　　姜文于很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鬼子来了》，讲述的是人们在极端境况之下的麻木、隐忍、狡黠与无可奈何，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日军故作姿态的温情和剥离假象之后禽兽般的残暴。它如同一个寓言，将凡俗人生的尴尬情状揭露得淋漓尽致。在《日落呼兰》中，人们同样没有多少高尚的追求，三叔的喝个小酒、三婶的抽口烟仿佛浓缩了生活的最大乐趣。即如金吉花开爿店铺，贾永堂、崔老大、崔老二们挂个甲长(牌长)头衔，也不过是庸常生活中的个性差异罢了。相同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失却了左右自我存在(非终极意义上的)的能力，先是作为甲长的贾永堂因日本士兵的被杀身背治安失责的罪名被沉河而死，之后，三婶子不甘受辱投井而亡，崔老大的老婆贾玉珍在鬼子的扫射中无端丧命，懵懂的三叔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日军塞入呼兰河的冰窟窿里……在人们的相互告诫中，入侵者血洗村庄，动辄杀戮数十、上百无辜百姓的事件同样跃然纸上。即便是对日伪曲意逢迎的金吉花，有汉奸嫌疑的崔老大、崔老二们，又何尝交换回些人的尊严？极度变形的社会环境在肆意摧残人性的同时也一览无余地袒露出自身的丑恶与暴虐，在《日落呼兰》中，这一切所浓缩着的则是民族深重的苦难和灾难。

　　相较之下，贯穿全书的主人公洪庆山似乎有其与众不同的“幸”与不幸。出生时母亲“血崩”离世，仅只半岁，不谙水性的父亲为给他增加营养下河捞鱼而被冰排吞噬，因而自幼便在乡邻的口舌之中身负“命硬”“要账鬼”之类的评断。他在三叔、三婶子的拉扯之下长大成人，心中虽未堆积多少阴翳，却也无由领受更多的娇宠。他健壮、俊朗、勤劳、善良，并由此深得诸如满桌儿、艳波以至日本少女多襄纯子或明确或朦胧的心仪与爱慕，同时赢得名为日本商人、实则日本军人的多襄井及日军头目武下的赏识和信任。他厌弃流血，声称“我不希望老打仗，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别杀谁的人，别死人，最好”的言论曾被三叔指斥为“汉奸话”，但面对武下让其加入宪兵队、当内线的诱惑，他则断然拒绝。他的唯一愿望是本本分分地劳作和生活，但所亲历的却是波涌浪连的惨状和伤痛。或许作者不忍再让心地淳厚的庆山承受更多的人间重压吧，种种变故后，他和同样宅心仁厚亦同样饱经悲戚(两个儿子相继死亡，丈夫菊地为表反战立场而自戕)的日本女人花田走在一起，并被安置在据称“连日本人的飞机都炸不到”的深山老林里。在这仿如桃花源般的隐秘空间中，他们相敬相爱，除了耕种大片土地换取到可观的却也无处消费的钱财外，一儿一女的出生和成长则给他们带来浓浓的满足和温馨。而这五年间，他们与外界(世间？)相接触的独一通道则是一年一度来为抗日部队收秋运粮的人马。别具意味的是，当花田病逝，收秋人马未再光顾，庆山携一双儿女历经七天七夜走出深山重返铁骊镇街时，已经变换了的世道也已经将他腰包中用辛勤劳作挣得的钱变换成了废纸。这颇有些黑色幽默气息的情节，是否也蕴涵着人与社会错位后无可排拒的窘态呢？

　　当然，作为长篇小说，《日落呼兰》自有其另外的“声部”，譬如“奋起抗击”，譬如“幡然醒悟”等。在前者，且不说于德林、张立本、大爷洪福隆这些抱有神秘使命的人和穿行于雪原林莽之间的抗联战士，单是百岁儿及堂弟庆林、庆路们或自觉或本能地挣脱命运的尝试，以至堂妹玉敏由满头虱子的黄毛丫头成长为东北民主联军女政委的历程，便足以证实人们冲破社会壁垒的顽强与坚韧。在后者，“开拓团”的菊地、竹内们的反战行为则以深切的生命体验表征着欺凌和血腥所牵引出的内部崩溃的必然性。

　　七十余年前，萧红曾作《呼兰河传》，以悲悯之情忆及故乡那些蒙昧的民俗和麻木、冷酷的人情；而今，曹明霞的《日落呼兰》在承续先辈某些特质的基础上，字里行间流露出更为复杂的启人深思的元素：关于历史、风情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