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和民族性

　　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和民族性问题是在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发生的，100多年来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讨论的实际内容、指向的实际目标是不一样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是由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将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化问题放在了比较突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长期以来，偏重感悟、印象描述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带有比较大的主体个性色彩，缺乏严密统一的逻辑性。除像《文心雕龙》这样极少数的著作之外，大部分古代文学评论者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完整的批评理论体系，也没有确立一整套自觉的、互相关联的术语群或概念群。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理论思想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现代性因素开始萌芽、发展，人们发现古典文学批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文学发展的现实，由此开始逐渐建立强调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先是向西欧、后是向苏联寻找借鉴。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中国文学评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开创，40年代至50年代的系统建设，逐步形成较稳定的观念，有了一套成体系的学科概念，也形成了带着这个时期痕迹的评论风格。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学批评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性质被突现出来，它的审美性质、学科独立性则被忽视。指导思想的失误使文学批评走了许多弯路，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严重干预了文学艺术评论的正常发展。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问题又被提到显要的位置。这时强调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更多的是为了对抗简单狭隘意识形态干扰，强调其学科独立性。文学批评以其在拨乱反正中的巨大作用赢得了信誉，它自己也迅速恢复生机。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取得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批评文章，还能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获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倾向。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学批评，比如有关“伤痕文学”的论争，抛开双方观点的局限性不谈，至少当时论争双方都是秉持着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近2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产业”之后，文学批评逐渐远离了纯粹的文学理想、观念和标准，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个人的、小群体的功利追求对文学批评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地方行政部门在创造政绩动力驱使下，以公权力介入文学批评界，将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这就势必威胁到整个文学批评界的公信力。

　　今天我们重提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强调的就是在商业化大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客观性问题。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真诚的心灵体验去评论文学作品，做出无愧于心的价值评价，本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重建文艺评论的公信力、重新确立文艺评论中相对稳定的价值评判标准，最基本的还是要重视文艺评论的客观性。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问题，针对的重点有所转移，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要求一个自足的、具有自身学科独立性的、有自身理论架构体系的这样一个文学理论批评。

　　除了在宏观的文学价值观上呼唤客观性、纯粹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重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也有其意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些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同时跻身自然科学的前沿，后来，分工细密了，两者的联系也未中断。西方近现代也有不少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热心追踪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罕见，中国人文学科的学者、教授大多不会涉入自然科学领域，这其中有文化和历史的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吸收营养是早就存在的做法，随着自然科学取得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成就，这种做法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近几十年来，随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原有的思维模式被突破，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对同一课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日益成为必要，而学科思维习性的偏执则会成为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障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乃至人文学科的学者相互涉足对方的领域，在研究思想、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和启发，日益成为夺取重大成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文学批评借鉴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我认为目前中国批评界至少要做到这两点：一是重要概念的明晰、确定和统一。学科内重要概念内涵不统一，直接阻碍讨论和交流。有的评论者写文章，前后概念不一致、不明确，甚至相互矛盾，或者同一概念放在不同学者那里理解有天壤之别，比如“张力”这个术语，在学界使用情况就比较混乱，类似的情况亟待改善。二是推理的过程要合理、严密，不能随意跳跃、不能偷换概念。在这方面，中国清代朴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人在训诂学、考据学方面提出的一些经典原则，比如“不以孤证立说”、“不匿反证”等，都是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的。

　　可以发现，现代文艺学科的大多数概念虽来自西方，但中国古代学术界并非没有科学的因子。同样的，我们重提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也不应将西方的科学标准绝对化。借鉴自然科学和借鉴外国文学理论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科学的文学理论批评。社会科学需要同自然科学协调，跟上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但它一般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成果现成地用到自己的领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接受者和描写对象都是社会的人，文学作品反映人的生活、体现人的思想和情感，文学现象同自然现象有极大的不同。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同自然科学的差别更大。这是因为，文学创作和欣赏中有主体发挥想象、发挥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最忌刻板、最忌公式化和千篇一律，在文学评论中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益的，而生硬的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则是行不通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史学上，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成就最高，之后的第二代学者虽然长时间留洋，受到了系统正规的现代西方教育，但是成就并不如第一代。其原因就在于西方观念、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实并不一定行得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问题。民族这一术语有几种歧义，其实，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更合适。

　　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心理都具有历史性，他们的审美愉悦要受制于所受的审美教育、所处的文化艺术环境。因此，审美心理是有民族性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必然反映作为民族成员的批评家审美心理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它要对本民族的作家和读者发挥广泛影响，必然有意识地追求民族特色。文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各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应该是有差异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有两个大背景：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要摆脱屈辱的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知识分子也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要求；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毛泽东等提出“民族形式”命题，主要是在反思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

　　当前，我们提出文学批评的民族化、正确处理科学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学界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抗拒。100年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持续、深入地改变着世界。相对论、量子物理理论颠覆了人类的传统世界观，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同时，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现代化也对人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人被科技异化、支配，丧失了主体性。科技发展无论怎样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人类最可贵的还是我们的人性和自我。近年来，东西方学者正在共同反省西方普遍主义、科技崇拜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在文学理论界，有段时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失语症”的焦虑就来源于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反拨。但是，这种出于单纯民族意识要与西方一较高下而产生的对民族性的呼唤，我认为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动因。

　　我们之所以要追求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确实存在很多实际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无法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理论界盛行，被长时间关注、讨论和应用。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大众文化在中国突然成汹涌澎湃之势，通俗文学的兴盛给纯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种现象用中国以往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理论需求。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对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的批判，其对象和中国当时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情况大大不同，因此它不但无法解释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还造成了许多误解和误读。理论热潮退去，通过反思，许多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新世纪，对自己当时的理论做了很大的修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后。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女权运动联系紧密，很多都是从本土社会运动发展而来，因而形成了众多流派，例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但中国此类研究的理论文章很难体现中国的实际情形。实际上，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从知识女性到农村留守妇女，都是具有很多迥异于西方的特点的。我们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来解决自身问题，因此没有产生有分量的成果。

　　上面的两个例子说明，当前讨论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就是在谈一个本土性。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经验和需要解决的症结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针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而发展出的理论，自然具有本土性和原创性，也会为其他国家所关注，也会对世界文学理论有所贡献。因此，我认为要建设民族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核心的还不是去化用、借鉴传统概念、术语和理论，而是要提出能够解决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生产和接受中间突出的、特有的问题的理论，面对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讨论实际方法。比如围绕农民工群体、网民群体产生的中国农民工文学、网络文学等，都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针对类似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做实事求是的批评研究，或许就能将科学性与民族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