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川归体的“趣味”及其历史

　　众川归体的“趣味”及其历史

　　——评李春青的《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 

　　宋代龚鼎臣《东原录》中有云：“四渎尊于百川，谓其发源而东，不假他水，直注于海也。”意谓江河之能够直入大海，离不开众多因素，一者源头必然丰足充盈，二者方向必然确定无误，三者轨迹必然独立不倚，四者胸襟必然不辞细流。在比喻的意义上，李春青教授的新著《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正是这样一本众川归体的精心结撰之作。

　　所谓“川”，涵摄研究维度、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众多支脉，其间的斟酌损益、反思吸纳、采撷融合，又莫不贯穿在作者对中国古代知识人精神世界深入探求的主流之中。

　　一者，作者此前就曾出版有《诗与乌托邦》《魏晋清玄》《诗与意识形态》《在文本与历史之间》《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史》(主编)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或是对中国古代知识人精神世界不同侧面的发掘，或是对其发展流变的脉络寻绎，或是对研究历史及研究方法的整理反思，这些最终导归于“趣味”的总体研究视野，可谓是在积淀提炼之后势所必然的走向。

　　二者，《趣味的历史》是对中国文化诗学研究方法的再次有力实践。作者多年来积极倡导并着力实践中国文化诗学研究方法，正体现出立足中国文化传统而又多方融通的努力。作为对之前著作有关中国文化诗学理论阐述的深化，该书进一步系统整理了中国文化诗学的历史脉络，古代举孟子、葛洪、刘勰等为代表，现代举刘师培、鲁迅、王瑶等为代表，细致分析了以上诸家学术研究的方法精要和价值所在。此外，书中亦说明中国文化诗学方法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合理适度的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学、社会学诗学、新历史主义等都有张大中国文化诗学固有研究格局的作用。从书中的论述看，借助这些新的学术方法，问题分析确实可以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相结合的前提下，这些学术方法中过于客观化的流弊亦得以不同程度的矫正。

　　三者，得益于中国文化诗学方法的运用，书中的研究立场亦具有不偏不倚的独立中和特色。除了研究方法上的中西融通，书中的历史观亦深得前贤研究的精髓，既不片面执取历史记载的真实，也不将历史记载一概视为叙事文本而虚化，借助文本又穿透文本，遂能够在必要的体认和分析中去不断趋近特定历史时段的真实氛围。职是之故，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知识人精神世界的发掘，也就没有局限于知识人及“道统”这一传统论域，而是充分注意到知识人在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与身份变动，从而构成研究中的关联性和动态性。由此延伸，书中还由古代知识人精神世界的探讨接续了当代知识人的社会位置以及在审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从而使问题考察具有了更为通透的面向。

　　所谓“体”，则指如上种种交集汇合，乃能结构出书中深具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即体即用的“趣味”概念。在区别于西方二元论思维的意义上，“趣味”既是总体性的研究视野，是“包含着政治、道德、宗教等观念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以及审美意识的感性呈现，是情感、兴趣、爱好的综合性表现”，同时，“趣味”又是在历史过程中以个体与整体、观念与体验相交通的方式具体呈现和流变的，前者特色在于阔大，后者显现在于细致，前者因为后者而有历史的辩证动态，后者因为前者而有有机的贯穿联系，两者之间正具有即体即显、体显不二的特色。有了这般视野，著作乃能对西周到汉魏时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贵族趣味”、“士大夫趣味”、“文人趣味”的相继迭变、历史成因及文化蕴含做出条贯透辟的分析和阐释。具体来说，该书的论述又有如下特点：

　　一者，综括多方又能契入主导。在当代语境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文化，难免有因语境疏隔而带来的诸般问题。该书秉持独立中和之学术立场，往往能由每一时段中最居主导的政治社会动向、文化传承以及知识人身份、文化意识之变化等因素交感共生的关系辩证中，把握其中最为核心的精神活动内容。如“文人趣味”为书中着墨最多的部分，书中从“文人”与“士大夫”的细致区分入手，结合“文人”的语源学考察，紧扣文人身份获得之关要，并结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雅俗观念的形成等问题，层层剥茧地论述了文人趣味的特征与功能、批评方式、文学观念等丰富内容，可谓大观与细节毕现，历史真实与分析阐释相得益彰，无论是特定观点还是研究视野，无不为我们指示出契入中国古代知识人精神世界的崭新路径。

　　二者，由外显的历史现象梳理直探深隐的文化精神流变。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文学研究中，确实有很多有别于自然科学那种证据主义看待下的内容，简单来说即是除了外在的物质层面，人文研究中还有诸多不可见的精神层面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传承也不似某些研究所论充满各种断裂，反而是其中的联系更为复杂。《趣味的历史》一书深谙个中三昧，“趣味”总体研究视野的确立，即体现了对精神层面不可言说之物的某种言说，“趣味虽然关涉人的精神活动范畴，但不属于观念系统，它的运行过程始终伴随着感觉、体验、直觉、情感等心理因素，而且只有在运行过程中它才显现出来”，就这一点而言，“趣味”既与中国传统文论之精神高度契合，同时也赋予相关研究以更为深邃的意识和维度。虽说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可以见仁见智，但是这种富于贯穿性的研究意识，则在契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义上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镜鉴和思考。

　　三者，以宏通的理论意识拓开研究空间。无论就中国诗学研究方法的实践，还是就西周至魏晋时期的“趣味”探讨而言，该书都体现出非常清晰的当代理论意识，如“趣味”概念的建立，除了本土资源，还吸取了竹内敏雄、伽达默尔、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的论述，对于“文”的探讨也有一个摒除了片面学科意识之后的“文学”立场可为参照，在对“体认”的分析中也注意到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独特运思方式价值的发现等等。立足当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自然少不了古今中西之间同异、体用的诸般争执，就本书而言，则不存在类似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该书所立足的乃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精神层面，所侧重的也是中西方相关思考中必要的形上意识。在契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历史语境与文化逻辑的前提下，以这种宏通理论意识所建立的“趣味”，不仅就问题阐释多有合理独到的发现，而且在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上也为思考相关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富关联性和延展性的研究框架，在此之下，已然讨论过的西周至魏晋时期，可以有更多新的或细致的层面加以发掘，很多问题在此后历史时段的提领也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趣味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不仅在于已经研究了什么，还有谁来研究、如何研究这些更基本的向度可以深入持续的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