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公主》应是包丽英《蒙古王妃》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三部。这一部讲述的是,蒙哥汗三年,即1253年,在蒙古国意欲征服南宋统一中国的整体部署下,亲王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当忽必烈带领大军途经松潘草原时,与大理国最强大的摩些蛮部落的公主罗凤邂逅,继而在公主和摩些蛮部落的帮助下,对大理诸城展开征伐。在这一过程中,亲王忽必烈与大理公主罗凤产生了爱情。
23万字的篇幅,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十二章。全书构架整齐,行文流畅,与前两部放在一起比较,见出作者业已成熟的叙事风格和结构长篇的能力。同时,从容不迫的叙事亦显示出作者娴熟的写作模式和驾驭题材的定力。
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的大理公主不是惟一的所指。除女主人公罗凤外,作者还重墨描摹了半空和寨的若百合,甚至高祥的妹妹、若百合的“二娘”高允康。她们各有其态,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若百合对阿挪痴情不改,高允康与夫君阿塔剌共赴九泉,见出作者对女性唯美情感的高度礼赞。甚至,那个恶声恶气、随心所欲的杨蜻凌,最终也是甘愿赴死于爱人的怀抱。因此在叙事的分配上,尽管没有给忽必烈足够多的情感表现空间,略觉有所欠缺,却无损于文本和主题的完整。
言情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然而这部长篇还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帝王的爱情传奇。在言情之上,在引人入胜的叙事中,作者挖掘了忽必烈与罗凤相爱的深层原因,即北方的蒙古族和南方的摩些蛮勇敢、坚毅、不畏强权、热爱生活,更兼女子不让须眉的民族共性。让这场始于英雄救美的恋情脱离了帝王传奇的俗套,有了更深广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意义。
有人认为,现实题材小说创作难,难在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因为距离笔下的人物太近了。同样的道理,历史小说的叙事受限于历史,难就难在笔下的人物距离现实太远。这听起来像是绕口令,但历史小说确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某些历史因由的表述往往容易脱离文学情境而存在,给小说叙事造成生涩唐突之感,影响情节的流畅表达。另一方面,小说细节与情节的再创造易导致枝蔓不当,伤及对整体的谋篇布局,造成对主题表达的弱化。
可以说,包丽英的长篇小说《大理公主》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创作体验。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呈现了一个格调高雅、可读性强的故事。故事才是王道。作者以多年的坚守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叙事领域,提供了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能和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