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全新的世界文学地图

　　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集体性的退缩，甚或沾沾自喜于文学自足的框架之中。在资本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这种文学诉求如今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去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时候冲破牢笼，进行反思了——今天的文学有没有可能向更广阔的生活发言，进而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中去？

　　“一带一路”含有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其目的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是一种充满理想愿景的思维转变，是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编码。在这样的视野中观照文学，一方面对于既有的文学遗产和传统会有颠覆式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重申“宏大叙事”，向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迈进。

　　重新理解亚洲和中国  现代以来的世界史叙述因为被欧美文化所主导，往往充斥“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问题。这有意无意遮蔽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如今，重新阐发古代交往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的构想首先就是重新理解亚洲与中国，这是对从晚清至上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的思维方式的突破，它不是要“与世界接轨”，而是将中国作为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重新建构世界格局的有机与能动的力量。

　　其次，在“一带一路”的理念中，中国的主体性是从亚洲与中国的视角出发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东亚朝贡体系解体之后重新考量亚洲汉字文化圈悠久影响下的地缘关系，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更是“路带廊桥”体系的着重点，而“丝绸之路”恰恰是以内亚为核心，贯通起亚洲与欧洲。南海边疆与“西部”在缅中印孟、中巴、中蒙俄三大走廊，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一系列规划中显得尤为重要。

　　再构亚非联盟关系，这是亚洲与欧美关系的另一面  18世纪中期以来，整个亚洲卷入到欧美全球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亚洲的思想者和行动者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带一路”的构想从这个脉络来看，是现代性进程中亚洲话语的新发展。它让我想起文学史上的两种遗产。一种是晚清民国的反殖民话语，另一种是毛泽东“第三世界”的构想。

　　从晚清以来的“以夷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俄为师”，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也是一个主体性不断寻找与确立的过程。如今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开始谋求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复兴与本土与区域经验为主的道路。“一带一路”强调多种主体的联合，多方共赢。回到文学上来说，一个世纪以来被西方文学标准所规约了的文学，可能在中国、中亚、东南亚诸国的多样性文学遗产和现实样态中，锻造出一种本土的美学范式和生产空间。

　　视角的变化与中心边缘辩证法的突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美汉学的学术脉络从“冲击反应”、“挑战应激”、“帝国主义”等模式中试图跳脱出来，“从中国发现历史”。从突厥学、蒙古学萌蘖出来的边疆研究、新清史、日本满蒙史学、台湾的边缘人类学的成果与后殖民主义一道，也一再构成了以边缘挑战中心的话语模式。这些构成了观测中国的视角转向，对于重新认识与书写中国文学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挑战与借鉴，即认识到中国的文学边疆的“在场的缺席”问题，比如少数民族文学、跨境文学问题。但无论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边疆与中心的辩证法，往往都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关系性的存在，即如果我们有着全球史的整体性关注，会发现中国总是与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和国际关系相依相存；而边缘和中心也是结构性的共生，它们共处在普遍性的时间与实践之中。

　　“一带一路”的理念则是对于边缘中心辩证法的突破，在恢复传统丝绸之路共生关系基础上的认识转型。“丝绸之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个传统问题的复活，需要中国文学在关系性或者说主体间性的理念中重新定位。尤其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文学、东南沿海至印度洋沿岸文化的发掘与发现，这个文学更多来自于中亚、西亚、东南亚文化传统的滋养。比如维吾尔文学，即便是在今日，也依然有着浓厚的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传统的集体记忆。

　　警惕两种文学刻板  一般来说，异文化在相互接触时，先发现代性文化总是容易对后发的文化带有他者的意识，这就是常见的所谓“活化石”的悖谬，比如新疆是个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存在，同时又像海绵一样吸收了来自各方的文化，早先的探险家、传教士、学者往往习惯于从自我主体出发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文化栩栩如生的“活化石”存在。这种被萨义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误读和权力话语的体现，所谓“同时异代”，即将地区的不平衡当作了一种进化论链条上的前后次序。

　　而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多元主义乃至相对主义的扩展，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思潮给地方性、族群性主体带来了生长的契机，它们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存在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当一体化的宏大话语弱化或消失后，文化差异性的生产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出于维护自身认同和利益的需要，而以盲目的妄自尊大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从而走向了另一种狭隘的自我本质主义化。面对这两种情形，我们在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创作中需要进行两种反抗：一方面反抗政治虚构，另一方面反抗情感虚构。

　　建构集体性  我们共享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前提，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发展，但是共同的理想却在近几十年来的文学中发生了共时性的断裂。一方面思想资源多来自于欧美，忽略了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与人文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主义的盛行，对于共同理想的路径想象各有不同，从而造成了国内不同思想流派的纷争。

　　这几年我一直倡议讨论“文学共和”的话题，“一带一路”的理念正是提示了一种寻找公约数的可能，即在共有历史和共通的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瞩望共享的未来愿景。从文学上来说，在复杂和多元的历史遗产和现实语境中，如何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塑造一种新型的中国认同、中国人的共同目标，则是需要重建中国内部多元一体的集体性。同时，在国际语境和世界文学中充分估量多元的文化资源，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最终的旨归在于从实然的世界中想象应然的世界——我们不再让某种单一思想具有统摄的地位，而是“互联互通”，从集体的智慧中锻造文学的金蔷薇。因而，“一带一路”的理念向文学提出了挑战：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文学还有没有自信和勇气，重新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文学地图，构造一个超越性的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