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记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6月17日07:25 李 澈

  昨天夜里,又梦见了父亲。他微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几张,却听不见说的什么。醒来以后猜了半天,也没猜出名堂。平时,总觉着父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仔细想想,他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窗外夜色浓重,深沉的思念让我难以入睡,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断断续续的往事又一点一点凝结起来。

  1969年冬天,我们全家下放到西华县西夏公社陆城大队屈庄村。离开郑州那天,天飘起了雪花。谁知道越下越大,车到漯河,地上的雪能埋住脚。路上听说我们要去的屈庄,村里没有闲房子,只好把磨坊腾出来,让我们住。

  因为路不好走,卡车开到地方,天已经黑透了。村里人帮着把东西搬到屋里。父亲点着煤油灯,眼前一片狼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看着几个孩子又冷又饿,浑身发抖,就说:“先找案板,让你妈擀面条,喝两碗热汤就不抖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推门出去,见院里拴满了牲口。昨天夜里一头牛也没见,今天从哪儿冒出来的?问问才知道,我们左右邻居都是牲口屋,晚上牵进去吃草,早晨拴到院里休息。父亲看着满院的牛、驴,笑了笑说:“哎哟,这回可真到牛棚了。”

  父亲来到屈庄,压力很大。下乡前几个月,《河南日报》连续用8个整版点名批判父亲,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黑干将”。文章题目不知道是几号字,大小跟鸡蛋差不多。当时他住在文化系统“牛棚”里。那天我去送换洗衣服,他小声问我,“报上的文章看了没有?”我点点头没有吭声。他看看我,叹口气说:“唉,比《李双双》得百花奖都热闹。”

  刚到屈庄,父亲自知问题严重,格外小心谨慎。鸡叫头遍就不敢睡了。听见上工钟响,赶紧起来跑到村口,等着队长派活。左等右等也不见人。他冻得站不住,想跑跑步暖和暖和,又怕不合适,只好干冻着。后来饲养员跟他说:“老李哥,你起来早了。队长敲过钟回去睡一觉才出来派活呢。”父亲还是怕去晚,钟声一响就起床,在屋里暖和一会儿,听见有人说话就快步跑出门去。

  父亲虽说是“黑人”,村里人对他却很好。刚来时,门上的缝太宽,冷风直接刮到床上,晚上睡觉得用被子蒙住头。父亲说冷倒不怕,就是怕会不会中风。第三天,觉着屋里暖和很多。早上起来一看,门上挂着厚厚的草帘子,长短宽窄都正好,显然是刚编的。到底是谁编的?一直到我们离开屈庄,也没有打听出来。

  生产队里共有三个饲养员,年轻点的叫屈松岭,那两个不知道叫什么,人们都喊野猫他爹和锅他爹。因为是邻居,接触也多,常常帮我们和煤、挑水,干些重活。牲口槽头长出来两株蘑菇,也用手捧过来让我们吃,说是炒炒比鸡肉都香。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司渡口拉煤,整整跑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眼看太阳就要落山,带的干粮也吃完了,每走一步,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我们摇摇晃晃走到一个大坡前,再也没有力气了。正愁得没有办法,看见坡上下来个人,手里掂根麻绳,仔细看看,认出是松岭。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帮我们把煤拉回了家。

  对父亲的问题,村里人有自己的看法。那天晚上,他路过饲养室,听见屋里正在议论:有人说老李哥又写书又写电影,给国家挣的钱,三间房子都装不下。说人家黑,真是良心背到脊梁上了。有人说他干活有力气,实在不耍滑。有人说老李哥仁义,咋看着都不像赖人。

  父亲回到家里。跟我们说这事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农民兄弟没有嫌他黑,没有把他当外人。这些年来,他挨过无数次批斗,积攒了说不清的冤屈。村里人看似普通的几句话,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慰藉啊!

  村里人都叫父亲老李哥。那年他刚41岁,虽说面相老一点,怎么看也不到50岁。听着六七十岁的老人喊他哥,父亲很不好意思。他解释了几次,没有任何效果,大伙还是喊他老李哥。后来父亲就不解释了,哥就哥吧,人家尊重咱,咱不能不识抬举。

  时间长了,父亲和村里农民像是一家人。他们看父亲干活太不惜力,就问他:“老李哥,你这么干活不累吗?”父亲苦笑着说:“咋不累,躺到床上身都翻不过来。”村里人教父亲怎么巧干活,怎么把轻活做重,重活做轻。往地里送粪时,装车别拉车。装车时,想干多装几铁锨,干不动少装几铁锨,累不着人。拉车可不行,少使一点劲,架子车就不动弹。收麦时,去场里,虽说是重活,也能做轻。掂把桑杈跟着翻翻场,天太热到树底下站站,凉风刮着,也怪得法。千万别去割麦,每个人把多少垅,累得腰酸腿疼,一点懒都偷不了。

  父亲也是在农村长大,各种农活都干过,以前真没注意,这里边还有大学问。后来,他又听说好多偷懒耍滑的办法,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简直可以写一部书。父亲心里明白,给自己干活,偷懒耍滑用不上。这些办法都是对付生产队的,干轻干重都是那么多工分,时间一长,再勤快的人也学懒了。中国农民是勤劳的、智慧的,他们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可是如今,都把心思用到了偷懒耍滑上,这是多大的浪费,仔细想想,能怨他们吗?

  父亲经常跟我说,赵树理、柳青、马烽他们几个人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特别是赵树理,春秋四季、婚丧嫁娶、说书卖唱、剃头修脚,没有他不知道的。就连卖寡妇的几十种方法,他也清清楚楚。赵树理表演的瞎子说书,连拉带唱,比赵本山地道得多。父亲一直认为,国家制定农村政策,应该问问这些作家。父亲是性情中人,形势稍一松动,就又在幻想中生活了。此时此刻,他躺在屈庄的茅屋里,忘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思考国家大事了。

  正是对农村现状的深刻了解,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坚决拥护大包干责任制。当时北京的大多数干部都反对这种做法。父亲去河南几个县调查,和农民座谈,让农民投票。在伊川县,他找来100个农民,每人发一颗黄豆,一粒玉米。又在一间没人的屋子里放个空碗,赞成大包干投黄豆,不赞成大包干投玉米。农民一个一个进去,又一个一个出来。投完票以后,父亲和县、乡几个干部走进屋里,看见碗里都是黄豆,他们数了数,整整100颗。

  父亲心里不踏实,又追出来问,你们是真赞成大包干吗?有个农民跟他说:“真赞成。老李哥,亲兄弟还分家呢。硬把一个村的人弄到一块,干好干不好,小孩子都知道。父亲从河南回到北京,把这些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初春农话》,发表在《人民日报》。据说万里看过这篇文章,他高兴地说,就照文章里写的办中国农业。

  在屈庄半年多,我们适应了农村生活。喂了只奶羊,还养一群鸡。那年闹鸡瘟,村里的鸡差不多死完了。我们住在村头牲口院,每只鸡都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母鸡下蛋时,喊叫声此起彼伏,分外响亮。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收20多个鸡蛋。父亲没有收过鸡蛋,他看着这热闹的景象,脸上总会浮起舒心的笑容。

  正当我们享受安宁的时候,1971年秋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搅乱了平静的生活。那天下午,一个身穿孝衣的人跑到我们家,跪在地上。父亲认出是村里的屈占元。他是来报丧的,哥哥屈连元昨天去世,想让父亲写一篇祭文,也就是追悼词。父亲支吾着说,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动笔写东西。屈占元听了父亲的话,眼泪又流出来。他哭着说着,叙述了哥哥不平凡的一生。

  屈连元兄弟三人,父母去世早,哥哥把弟弟拉扯大。他自己没有娶妻,拿出积攒的钱,给两个弟弟成了家。解放前夕,被抓壮丁的屈占元逃回家又被抓住,按照军法,逃兵一律枪毙。为救弟弟性命,屈连元跟来抓人的国民党兵求告,弟弟有家小,我替他行不行?俺兄弟俩长得差不多,谁也看不出来。说了好话送了钱,哥哥替占元走进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屈连元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又醒过来,浑身上下摸摸,也没有伤。后来才知道,军法队没有枪毙他,只是让陪了法场。

  父亲见过屈连元,他身体不好,在菜园里干活。冬天穿件不太干净的黑棉袍,一只眼还眯缝着,老是睁不开。没有想到,多不起眼的人,竟有这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他真想把这个人好好写写,可是……不能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灾难像暴风雨一样倾泻下来。他被打成文艺黑线的黑标兵,写的越多,罪恶越大。伤害尊严,肉体折磨,能想到的苦难他都受过,自己受罪不说,还连累全家。几个孩子都是下乡知识青年,大孩子20多岁还找不着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人敢要。

  父亲像孩子一样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从屈占元来过以后,脸上再也没有见到笑容。我知道,内心的风暴正袭击着他。父亲真想写这篇祭文,哥哥有担当,弟弟知报恩,这些朴素感情使他深受震动。那天夜里,他趁着大伙高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全家人都变了脸色,母亲说他伤疤没好就忘了疼,父亲说他写的是贫下中农……母亲说,“你写的是贫下中农,你不是贫下中农。这几年过的啥日子?现在刚好点,听我一句话,别再惹祸了。”

  全家人的态度,让父亲感到很大压力。他想来想去,家里人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些年,所有的灾难都来自写东西。这支笔伤透了他的心,也伤透了全家的心。父亲找着屈占元,让他去县里找个高中老师……占元说,“还是想请你写。老李哥,我知道你作难,那天围着房子转了三圈都没敢进去。俺哥这辈子太亏。你要能答应,啥时候提起来,祭文是老李哥写的,也算对住他了。你要不答应……”

  父亲没有听完占元的话,转身回到家里。当时村里死了人,就开个追悼会,念一篇祭文。别的什么活动都不准有。父亲知道占元的心事,了解这篇祭文的分量。夜里,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听着父亲的翻身声,我知道,有个念头在他心里顽强地活动着。天快亮时,我听见了父亲的说话声:“老董,你醒了没有?”母亲没有理他。父亲又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这祭文我还得写。村里人对咱怎么样,你都知道。要不是他们,咱的日子也过不到这一步。人家看起咱,求咱,咱死活不答应。这种事我做不出来。咱有啥本事?能帮人家什么忙?不就会掂掂笔写俩字吗?再说到了这一步,本来就在地上趴着,摔跤还能摔到哪里?总不能为这点事蹲监狱吧。”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开追悼会那天,村头聚了不少人。听说祭文是老李哥写的,乡亲们都想来听听,见识见识省里的大学问人。我走进人群,发现父亲站在会场的角落,低着头,弯着腰,不想让人看见。

  祭文是个中学老师读的。刚开始人群里有点乱,读着读着,会场静下来。那个老师眼泪流了一脸,强忍着悲痛读下去。他越是这样,群众越伤心。小孩子不懂咋回事,看见大人哭,他们也哭,祭文没有读完,会场里哭声一片。我偷偷看看父亲,他还站在老地方,脸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父亲谁也不看,不停地用衣袖擦着脸。开完会回到家里,父亲脸色阴沉沉的,一句话也不说。我却从那凝重的神情中,隐隐地看到一丝满足和成就感。

  祭文轰动了屈庄。村里人见着父亲,目光中除了原有的亲热,又多了几分崇敬。有人说学问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有人说没看出来,老李哥还有这本事,人家拿100多块钱工资真不亏。

  听着这些赞扬,父亲有点后怕。这件事越闹越大,万一传到省里,上边会不会整他?自己受罪不要紧,又要连累孩子们。往后还是得小心谨慎,再也不能感情用事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支笔掂起来,再也放不下了。附近村庄的农民,听说父亲写篇祭文,比请两班响器都热闹,都来登门求告。听着那生动的经历,看着那殷切的神情,父亲不好拒绝。反正是账多不愁,让他们看着办吧。母亲看他那忘我的样子,也没有再阻拦,只是背地里偷偷擦眼泪。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整父亲。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几十里外的乡亲都来请他写祭文。父亲说,“一篇祭文就是一户农民的家史。人家主动找上门,说的都是心里话,没有敷衍、没有虚假,这是多好的机会。”

  星移斗转,阴差阳错,正是父亲在农村住了三年多,熟悉了几十户农民的家史,积累了生活、积累了感情、积累了细节,才为后来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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