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不尽

　　遍览李凖的所有作品，惟有《黄河东流去》带来的阅读热情和艺术震撼不曾减弱，这既缘于其在我童年经历中留下的深刻记忆，同时也由于其浑厚苍劲、大气磅礴的美学力量。在我与“四圈”以及其他“河南侉子”的不断重逢中，阅读、欣赏、玩味逐渐含纳为沉郁的情感共振和沧桑的人生体验。黄河向东流，难民往西逃。每当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等地听到高亢硬直、慷慨酣畅的豫剧唱腔，我都不由得会想起那幅悲壮遒劲、令人“血气为之动荡”的“流民图”——《黄河东流去》。

　　逐渐了解了李凖，他强烈的自省精神、自我解剖的无畏勇气所表现出的道德境界和人格光辉，更令人尊敬、钦慕。《黄河东流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视镜里“涅槃”重生的佳构杰作。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写道：“……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一场浩劫之后，大家都在思考了：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思考我们为之付出的带着血迹的学费，思考浸着汗水和眼泪的经验。我作为一个作者，思考不比别人更少，这两年来有多少不眠之夜啊！”他的 “思考”，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造成这些浩劫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因袭的沉重包袱。”(《黄河东流去·代后记》)李凖以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难得的道德勇气，严肃甚至严苛地审视和反思自己前期的写作，同时也是在以个体为经验，翻检一个时代的文学。他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少作家，在为时代“鼓与呼”的同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说，“作家必须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就不要当作家了”，这是几十年来的惨痛经验。“我欠了很多账。这个账就是我50年代写了一些不真实的作品。当时我是满腔热情，太幼稚，只知紧跟形势，配合运动，没有独立思考。我在合作化期间写的反对‘小脚女人”，批判‘右倾保守’的作品，今天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就是不真实。这是我要永远记取的教训：粉饰生活的虚假的东西好写，但是短命；反映生活真实的作品难写，但有生命力。”(《在黄山笔会上的发言》)这种披肝沥胆的自我反思，痛陈弊病，带有李凖豪爽质朴、快人快语的个人风格。这种理性思考的意义不会局促于他的创作，必然牵涉到一批作家，涉及到一个时代作品的重新估量，因而引起不少人的不快甚至批评。李凖并没有因此停息，直到1997年，他还在反思自己的作品，担忧自己的作品“甜、少、速朽”(孙荪：《怀念李凖》)。

　　回顾李凖的小说写作，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小传》到电影《大河奔流》，他的作品清新、朴实、浑厚、幽默，“洗练鲜明，平易流畅，有行云流水之势，无描头画脚之态”(茅盾语)，洋溢着喜剧气氛，但几乎都是观念先行，机械化、简单化地反映生活。他在与时代的“共鸣”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失去了独立的思考。《不能走那条路》反映的主题固然重大，但不是作者提出来的，基本上是对政策、路线的文学性阐释，没有作者的深刻思考，更谈不上对文化、伦理、人性等的挖掘和表现。《李双双小传》相对则比较成功，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歌颂了敢想敢为、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精神，批评了基层干部自私自利的行为。不过，李双双的形象渲染过度，完美而不真实。她学技术、搞改革，养猪、办食堂，干一样，成一样，几乎没有丝毫缺点；她方向明确，意志坚定，思想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反复，村支书对她也是言听计从……这些都过于简单。作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严峻矛盾，乐观地表现了农民对“大跃进”的认同，体现出浪漫主义精神，缺乏现实主义力量。他也曾偏离主流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但很快就被拉了回来。当然，这不是李凖或某个作家的个体问题，而是时代规约下的普遍限制。夸过其理，名实两乖。“运动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李凖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通过全面的反思和自省，回到了对现实和历史思考的自觉状态。他要写一部不朽的大书，这就是《黄河东流去》。

　　这部书的底子，是电影《大河奔流》。《大河奔流》是失败的，李凖按照“三突出”的理论塑造人物，只写了李麦一家人的命运。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李麦竟然成为林道静式的英雄。这部电影上座率很低，观众不买账，李凖自己也承认“失败了”。《黄河东流去》在《大河奔流》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写了七家人的命运，四分之三的情节和电影不同。他摒弃了工具论、阶级论的羁绊，恢复现实主义的活力和传统，探索民族文化和民族灵魂。他反思：“文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塑造整个一代人的灵魂，是潜移默化，是整个人类创造出来‘美’的信使，也是大自然的介绍人，决不是‘传声筒！’”《黄河东流去》要“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他“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不去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着力表现“有缺点和传统的烙印”的普通人，“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他以“乡村能人”去塑造李麦，形象骤然鲜活了起来。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塑造的“河南侉子”群像，也逼真饱满，呼之欲出。他不再根植于政治观念之上，简单地咀嚼苦难或者诠释人民创造历史的命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世界，直面历史的存在，关注我们民族沉重的历史和苦难的岁月，自觉地将触觉伸向历史和人生的深层，探究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道德伦理和生命精神，称量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量、生命韧性、与创造精神，找寻这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表现出恳切质朴的民族情怀与浑厚浩然的民族精神。

　　《黄河东流去》之所以能做到以“丰满的塑造带着沉重的历史负担、面对重重困难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张光年语)，源于李凖拥有“生活的浓度”。他说：“有人以为文学作品最难的是编故事的能力和表达它文字功夫，其实不然，最难的是作品的生活浓度，生活有多少‘浓度’，才是衡量作品高低的不可缺少的标准。……生活的浓度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体现在作品的各个方面的生命线。比如：主题思想的鲜明度，选择题材的切人点，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故事情节的自然流泻，以及语言、细节、风格、氛围等等，生活的浓度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周民震：《一掬抱憾的泪水——祭亡友李凖》)1942年，李凖作为流亡学生，跟随黄泛区的难民由洛阳逃荒到西安，目睹体验了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和恓惶生活，看到了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的生活习俗和道德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黄泛区从事信贷工作，看到了人民的苦难与热情，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1969年起，他成为“黑帮”，被下放到黄泛区监督劳动了3年，了解了无数难民的“流亡史”。在创作《黄河东流去》时，李凖已经和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有着“生活的浓度”，有着对民族精神和生命力把握的热情，《黄河东流去》中的人物才如大刀阔斧砍出来的一般，粗粝、质朴、真实，充沛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倘若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普遍意义上的创作律则，那么，李凖的“生活的浓度”则是贯彻和融汇着李凖独特经验和体验的写作诗学。

　　“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白居易：《生离别》)面对人祸天灾，人们只能抛家离舍，仓皇逃命。当“家”被抛弃的时候，他们在逃亡中会表现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精神呢？《黄河东流去》围绕着“家”的迁徙流转而展开，要回答的就是这一问题。李凖说：“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黄河东流去·代后记》)李凖正是通过“家”这把认识中国的“钥匙”来透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精神心理。他集中描绘了七个家庭的迁徙和遭遇，通过几十口人的命运，塑造了坚忍不拔的中国民族群像，给我们展示了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的精神世界，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历史卷轴。李麦刚强善良，海老清倔强朴实，徐秋斋迂腐正义，王跑狡黠自私，陈柱子精细周到……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勇敢、善良淳朴、刻苦耐劳、互帮互助的优秀品质，看到了他们对故土家园的热爱、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作者在极力刻画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互帮互助的伟大人情的同时，毫不隐讳中华民族长期背负的“因袭的沉重包袱”。对于海香亭、海骡子、孙楚庭、四圈、王跑等的鱼肉乡里、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的民族劣根性，作者也毫不掩饰，严肃的予以揭示和批评。李凖用历史的辩证法，既彰显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坚韧的民族生命力，同时也揭橥了这个古老民族之所以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多灾多难的内在原因。

　　不过，作者宏大的写作意图和作品实际有着一定的距离。李凖在将视点转向历史深处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由于思想认识和前期创作心理的顽强孑遗和惯性作用，简单地将道德性和阶级性等同起来，并没有彻底地从人的视觉去表现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将民族性与阶级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我们在《黄河东流去》中看到，地主、官僚、富裕者全是坏蛋，他们道德败坏，如海南亭凶狠毒辣、海福元为富不仁、孙楚庭草菅人命等等。而贫穷者如李麦、海老清、徐秋斋等则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淳朴的感情”，他们身上的小农意识和民族劣根性被温情脉脉的乡情遮蔽住了。这种道德上的划分依然没有超越惟阶级论的藩篱，民族文化心理依然小于阶级性，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也由于作者过分喜欢这些人物，所以他们明显被理想化和拔高了，灵魂内在的冲突以及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都没有深刻地被揭示出来。如此，就很难深入到人物心理的深层，表现出其灵魂上的、道德上的多维冲突，也很难深入到生活和历史的深处，真实地再现那一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复杂社会关系。这也同作者要刻画群像，笔墨过于分散不无关系。其次，作者试图通过议论来增强历史感和哲理性，但多处不能与作品血肉般地相连，表现出明显的说教气。此外，赤杨岗难民在洛阳、西安、咸阳等地逃难的历史性揭示不足，艺术表现上也比较弱……这些都使得小说不能深邃地透视到民族灵魂的深处，揭示出我们民族的生命精神。

　　“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龚自珍：《众兴道中再奉寄一首》)以《黄河东流去》为转折点，李凖痛定思痛，从时代和集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建、精神上的重塑和艺术上的丕变。他深入到人物命运的深处，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深入到中国民族精神的深处，“万里写入胸怀间”，不仅在小说中创作出了民族的精神史诗，在电影文学方面创作了《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奔涌的黄河还在，人们便不会忘记千百万黄河儿女迁徙逃难的悲惨历史，不会忘记李凖的《黄河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