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凖小说的人民性

　　李凖是书写人民性最为精彩的作家之一。假如不是《黄河东流去》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李凖也许会被当下的阅读视野彻底忽略，因为除了这部作品，已经很难在书店里找到李凖的其他作品。而正是因为《黄河东流去》是对作者过去的创作之路的总结与升华，连同《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李双双小传》等早期的创作，才使李凖成为重视人民、重视历史、重视人本身并重视时代和历史现代性的重要作家。作为经过时代淘洗的经典作家，李凖的经典性就在于他的人民性。在李凖这里，人民性是什么？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他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段话可以看作作者对“人民性”的概括总结。

　　书写人民是李凖的创作基调

　　书写人民的历史，是李凖文学创作的主基调。作为在无产阶级文艺观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李凖初期的创作旨在为时代放歌，为新生的国家、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呐喊。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关注了新社会下旧与新的矛盾，讲述了一个有着旧思想的老雇农宋老定如何在有着共产党身份的儿子的引导下，不再购买同样是雇农后代的张栓的土地，而是帮助他还债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他的中篇名作《李双双小传》写“大跃进”时期办食堂的故事，描写思想先进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影响她的落后丈夫孙喜旺。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被后来的评价者判定为“政治挂帅”和“图解政策”。事实上，一个作家是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的，在全民族的解放狂欢中让一位作家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作品实在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宋老定、孟广泰、李双双式的人物取自真实生活之中，是完全“接地气”的，作者的功劳则在于用艺术的手法将其典型化。正是藉由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启了李凖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生活的创作之路，一直到经过“文革”磨难之后，写人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在《黄河东流去》中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在厚重的篇幅中，看到大量的源自民间的、活生生的语言和风土民情。张炯在谈到民族文学的语言问题时说：“现代以来，像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李凖更被公认为汉语言的文学大师。”而李凖的语言艺术，主要来自于民间。正是这些充盈在人物血脉中的民间文化传统，使作品和人物获得了超越特定时代的动力。

　　关注人民的思想精神

　　李凖的作品观照人民性，还在于他把握住了人的发展，关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描写了人物在时代中的自我成长和个性转化。李凖笔下的人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着由“坏”到“好”、由单纯到复杂的人格和性格变化。《孟广泰老头》塑造了一个有着秉直、开朗性格的正派农民孟广泰，他教育自己的老伴和儿子，让他们依靠劳动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他人和集体的肯定。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品中的人物带有忏悔精神，孟广泰能够自揭家丑，儿子孟天祥也敢于在众人面前上台承认错误——尽管是他的母亲偷拿了集体的豆料，他代母道歉则教育了真正犯错误的母亲。结尾孟广泰被母子二人的改过自新所感动，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只要你知道这，比咱今年分这两大屯麦还金贵！”作者通过事件写出了人物内心向善的转变。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也突出了人物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改造，在李双双的带动下，孙喜旺彻底转变观念，成为先进分子，在老支书向上级报喜时孙喜旺主动说出“李双双的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在《不能走那条路》中，作者正是通过宋老定的思想转变，发出了在新社会“不能走那条路”的呼声。除了对新时代的讴歌和描写人物的转变外，作者还对道德沦丧进行了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短篇小说《芦花放白的时候》。小说写了卫生干部刘瑞英下乡后凑巧住到了恋人的前妻家里，揭穿了一个喜新厌旧、贪婪虚伪的干部丑恶的感情骗局，批判了当时那些有文化的干部抛弃农村妻子的行为。在“文革”以后的作品中，作者的批判精神得到进一步显现，《王结实》《芒果》等深刻批判了“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学校”和权威崇拜的历史荒谬。

　　强调人民的自我意识

　　李凖写人的变化，注意规避了自然主义倾向，不把笔下的人物写成历史的奴隶和时代的副产品，反而强调了他们强大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在《黄河东流去》中有着成功的体现。《黄河东流去》的人物群像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典型，“新时期由于作家更广阔地观照生活，他们目光所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从英雄到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和尚道士、贩夫走卒、妓女小偷、汉奸叛徒，无不着力加以真实刻画”，“李凖《黄河东流去》中所写李麦、徐秋斋、蓝五、梁晴等形形色色的农民的形象”，“也都是写前人所未写，皆让读者印象深刻难忘并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这些人物之所以生动，是因为他们在与苦难生活、与悲惨世界搏斗时，表现了鲜明的自主意识，而不是随波逐流。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自身的性格缺陷，但他们都怀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对未来生活抱有理想并为之而努力，这也成为他们能够战胜苦难的主要支撑。王跑、凤仙、四圈等人带有小农意识先天的局限性，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活的追求；李麦、徐秋斋、海天亮等人则固守着传统的道义，在艰难的流浪中既为了家庭的生存而不辞辛劳，又以同乡的名义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彼此信任，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勤劳勇敢、团结一心、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伟大精神。“流民图”也同样是一部民族的救亡图、涅槃重生图，作者写道：“如果说‘容忍’是‘勇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是千百年来积淀在民族血脉中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得以传承至今的民族精神。

　　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创作，李凖的人民性写作还突出反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妇女的解放和地位的变化反映社会的进步。他笔下的普通女性一反旧社会被压迫和被欺凌的地位，再不是祥林嫂那样被社会牺牲的角色，她们自立、自强，勇于改变命运，敢于为了理想而奋斗，成为社会变革的标志性力量。李双双的思想进步，性格果敢泼辣，又带有温柔体贴、心胸宽广的女性特质，是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两代人》中写了女儿踩着母亲的“脚印”走、母亲踩着党的“脚印”走的两个新社会女性形象。妇女主任高秀贞被调去当酒厂厂长，女儿珠珠主动向上级请缨要求接替母亲的工作，母女二人甘愿为了集体的工作而努力，珠珠给高秀贞剪短头发预示着女性向旧形象做彻底的告别。《耕云记》写女青年萧淑英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农村气象员的故事。《芦花放白的时候》中的刘瑞英既有女性的温柔、善良，又能在婚姻问题上坚持自己的道德判断，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黄河东流去》塑造了一组女性群像，如李麦、梁晴、老白等从黄泛区走出来的普通女性，还有刘玉翠、大五条等这些身世和道德观都很复杂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固然有着多重的缺陷，但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好品德。她们吃苦耐劳、隐忍谦和、慈爱善良，融聚着伟大的母性之美，在苦难生活中有着比男人更重的角色担当。这一点也体现在李凖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身上。作者也写了孟广泰的老伴天祥娘、韩芒的妻子蔡秀真，《三月里的春风》中吴忠信的爱人桂芳等这些“落后”妇女的形象，但是作者没有让她们一直落后下去，而让她们在新政策、新观念的引导下自我转化。

　　陈晓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以农村题材为其中坚力量”，而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因而这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李凖是这一时期书写这主题的最重要作家之一。他说：“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道德。”在他的创作中，深刻理解并始终关注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他的笔下人民与土地是不可分的。曾经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不能走那条路》通过土地买卖来写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因为看到土地与农民的重要关系，作者才从土地入手完成小说主题。《黄河东流去》的基础也是写人与土地、家园的关系，故事从国民党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了土地和家园开始，以黄河水退却后赤杨岗的父老乡亲重返家园，在黄沙堆积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为结束，我们在其中随处可以看到人对土地的感情。在《长松买地》一章中，作者这样写长松买到土地后的激动心情：“这天夜里，长松没有睡着觉，半夜里一个人悄悄跑到那块砂礓地头，对着漫天星星，想笑又想哭。他蹲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土里边好像有一股鲜甜的香味；这是他小时候最爱闻的味道。最后他索性躺在地上，让身体紧贴着湿润的泥土，他觉得舒服极了。”长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长松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才买到了地，地就是他的命。而海老清更是一个视土地如生命的人，他挂在嘴上的话就是：“俗话说‘生意钱，一阵烟，种地钱，万万年’，干什么都不如种地！”抱着这样的观念，海老清饿死在了自己租种的土地上，最终没有回到赤杨岗，土地见证了旧时代人民的坎坷命运。

　　重读李凖的作品，我仍然能感受到充沛的、悲伤、温暖、振奋的力量。董冰在回忆李凖的创作时说：“那一天，他早上四点钟起来写，写的是海老清回家那一章，写到有趣的地方他自己笑。写到悲伤的地方他也哭，从早上到中午他哭了两场。吃罢午饭，他说给我念念，我不想让他念，我知道他念的时候还要哭。”毫无疑问，李凖把自己当作了小说中的人物，与他们同悲欢、共命运，而他作品中的人物，其实就是某个视角中的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