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于“生活美学”的文艺理论

　　新世纪10多年以来，文艺理论遭遇危机的言论又甚嚣尘上，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演。然而，在这个崭新的“微时代”，文艺理论真的退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文艺理论并没有退位，而是普泛化了

　　在当今文艺圈，文艺理论丢失了过去的“灵光圈”，不仅没有了启蒙的20世纪80年代所向披靡的优位感，也没有了实用的20世纪90年代的深入批评的优越性。文艺理论的“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因为避谈理论的“大词儿”成为批评家的主流倾向。

　　其实，文艺批评也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直面作品的批评，另一种则是从理论出发的批评。直面作品，就必定要求批评要有“现场感”，对于当下的文学文本与现象进行描述、阐释与评价。然而，20世纪中期开始，文学理论获得了开放的理论视野，从精神分析到原型批评，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理论，一轮轮的理论实验纷纷上演，文学理论逐渐走向一种“跨学科”的方向，文学批评也要借助“批评之外”的理论来加以指导。

　　在西方文论史上，自从柏拉图提出诗与哲学的张力之后，文学批评并不关注理论，文艺复兴以降的主流批评的目的仍聚焦道德效果。然而，对于文学的“文化合法性”的辩护却出现在19世纪：一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文学从模仿现实“向内转”为情感表达；另一个是文学批评传统向文化批评传统的转型，批评家阿诺德即为代表；还有一种在20世纪才得以充分发展的倾向，那就是批评家自觉意识到批评的“非哲学”本质，甚至认定批评是反哲学的。

　　由此，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务实批评”位居主流，批评与理论的目的毫不相关。但这种情况却很快得以扭转，后来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思潮，恰恰是使用了各种哲学方法的结果，直到新历史主义之后方偃旗息鼓。文化研究则自由使用了各种文化批评手法，在这种无所不用的文化泛化期，如今的文学批评似乎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批评，而不必囿于某一种理论方法，也无需限于某一类批评手法。

　　实际上，这就是“艺术终结”时代的本意。在黑格尔之后，美国哲人阿瑟·丹托二次重提了艺术终结，它意义绝不是说，艺术已经死亡了。恰恰相反，艺术还将会存在，但是处于所谓“后历史”阶段的艺术，却可以任意采取此前的一切艺术创作手段去进行创作。同理可证，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处于同一性质的终结时代，批评家们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合手”的理论去进行作品的描述，进而应用任何一种“适宜”的理论去进行阐释，最终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质做出正反评价。

　　所以说，如今的文艺批评并不是隐去了其自身的角色，而是以更细微的方式泛化到当今的文学批评当中去了。文艺理论的终结，与其说是死亡，倒不如说是新生，因为当今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竟如此深入地水乳交融起来！

　　微时代的文学并未消失，而是生活化了

　　20世纪90年代，当大众文化真正兴起之后，文学开始走出了象牙塔，形成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分际。21世纪之后，整体的发展趋势仍是，精英化的文学被愈来愈边缘化，而以大众为欣赏主体的文学却占据了市场的角角落落。

　　面对这一历史情境，有论者惊呼——“文学终结了”！ 文学真的趋于消失了吗？首先需要厘清：终结从来不是指消失，因为黑格尔所用的“终结”那个德文词Ausgang(朱光潜先生准确地将之翻译为“解体”)，在德文中不仅指终止而且指出口，不仅指旧的阶段的结束也同时指新的阶段的开启。翻过来看当今的文学命运，文学也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开始走向生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市场的拓展，“微时代”崭露了曙光。大众从过去的短信传递祝福诗歌，转而在微信上发布心情散文；从过去的博客的长篇大论，转而在微博上进行140字以内的文字创作。可千万不要小看这140个字，这个字数规定尽管来自欧美，然而，同样20个字母与五言诗所蕴含的文化含量却可差之千里。

　　如今的现实就是，几乎每个市民都拥有自己的手机，手机上大都载有微信与微博。上班路上那种拿着书来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情景是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撰写与发布，抑或分享微信与微博。当他们的撰写具有了一定的审美形式的时候，其实也就使其所撰写的文字具有了某种“广义文学”之特质。在大众当中，不知深藏了多少余秀华这样的民间诗人、民间散文家与民间小说家，他们可以在网路上进行作品的发布，诸如豆瓣网也开始出版电子小说，读者则通过点击付费的方式阅读，而作者则可以通过点击量来获取自己的“版税”。

　　这种文学的日趋生活化，难道就是一种新的传统吗？如果追溯本土源流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人早就开启了这种把文学作为“生活的艺术”之悠久传统了。有一定文字与文化修养的古人，几乎把写诗当做一种类似书法的日课。即使是朱熹如此拒绝感性的理学大师也有大量诗作遗世，这些诗歌并不是阐释他的理学的，而是来自生活并表达生活的。

　　为何从全唐诗到全清诗当中有那么多的“送别诗”？那就是因为，送别是一种激发起亲人友朋之间情感的特殊时刻，为了表达这种情谊，古人往往用诗歌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交流。诗文这样的“文学生活”方式，经过“儒家诗教”而扎根于民众的内心里，并可能在一生的生活中贯穿始终，就像弘一法师临死前那句“悲喜交欣”，不正是人生诗篇的终句吗？

　　当今的微信与微博写作者更把文学融入了生活，或者说，文字撰写本身就被置于生活当中，其中就包含了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书写。微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科技融入新生活的文学。

　　微时代的美学特质就在于“小”(传输内容变得更短小)、“快”(传播速率变得更快捷)和“即时”(发布内容可以当时就被圈内共享)，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文学传播”最迅速的时期。因为作者在手机与互联网上发布文学作品即时就可播撒天下，只要是接受者处在任何一个网络终端，都可以几乎共时性地接收到文学文本。当然，传统文学那种“线性阅读”的方式，也遭遇了挑战：不仅文学文本被切割得越来越短，而且也被实施了空间化的组构与排列，读者的阅读顺序也随之得以转变了。

　　文学既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审美方式

　　最后还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难题——文学到底是什么？在文艺学领域，一直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前者认定文学仍是有本质存在的，后者则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从而否定文学具有本质性的规定。

　　文学有本质，但这种本质是历史性的。然而，笔者的选择不同，与其去追问文学本质(文学到底是什么)，不如去追问文学本体(文学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所谓“文学本体论”，就是对文学到底是何种存在与如何存在的一种理论追问。在参与撰写《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笔者就聚焦于文学与世界的关联，并把“文学话语”作为二者沟通与交流的中介，这种文学话语本身乃是超越能指与所指之两分的。

　　所以说，文学本体一方面不能脱离语言的本体规定，另一方面仍是关乎生活世界的本体的。

　　先说语言的一面。文学无论如何转变形式，皆是作为“语言形式”而存在的。文学毕竟还是语言的，它不是直接诉诸视听的，无论是哪个成熟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学。然而，尽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不假，但语言并不能成为本质规定，因为在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语言是作为媒材而存在的。文学语言并不仅运用了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而在文学活动中，却赋予了语言以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文学语言要寻求一种“超语言性”，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文学还是话语的，文学就是一门话语的艺术。只要话语活动能够成立，就必须有说话者与受话者，话语设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活动。这种沟通活动也是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实现的。说话者通过文学，在将一定的内容传递给受话者的过程中，文学话语活动必须借助于话语的媒介，从而在成功的文学活动中形成“理想的话语情境”。

　　从话语的意蕴来看，文学活动就成为了(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话者与受话者通过文学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如果这一沟通活动得以成功，在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就形成了“理想的话语情境”，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对话交往也就充分展开了。

　　再说生活及其世界的另一面。实际上，“生活美学”在当今时代的全球性出场，不仅可以解决美学脱离生活的困境，而使得美学回到活生生的生活之中来；而且，同时可以帮助解决文学的本体存在问题。

　　从“生活美学”出发观之，文学既是生活又是审美，生活既是一种生活形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两个层面是合一的。说文学仅仅是一种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无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同时也是给人审美的，当今文学皆与日常生活形成了延续性关联，但又因其审美品质而拥有了非日常的性质，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恰恰形成了张力结构。

　　从现实发展来看，当今文学与生活的关联应该是愈加紧密了，理由就在于，尽管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地位下降了，但是大众化的文学与日常文学的审美却从量上累积得更多，尽管由此带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大众文学审美的“虚薄化”：不仅审美变得越来越稀薄(文字少且内涵浅)，而且变得愈来愈虚拟(文字被数字化了)。与此同时，传统文学原来所形成的“审美共同体”也被逐步消解了，从而被一个个崭新的“微圈子”被取代。恰恰是微时代，使得文学共同体与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了崭新的虚拟关系与交互关联。

　　总而言之，文学回到生活，这不仅仅是对当今微时代的文学命运的深描，也同时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诉求，它要求回归到——“生活美学”——来规定文学的本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