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战争才是根本

　　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喷薄而出、堆积如山，这是好现象，但并非全是值得肯定的。稍稍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发现，能在读者心目中留得下的好作品其实并没有多少，更不用说经典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类题材在创作中缺少一种深刻揭示、寻觅产生战争原因以及呈现战争中的人性力量的艺术表现，从而使战争变成了“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

　　想写出一部伟大的战争题材作品，就要把战争中的人性写好。不写人性，就无法探底战争的深井究竟在何处。

　　不久前在纽约国际书展上，我的《南京大屠杀》作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题材的中国图书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有人说，中国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一般总是在平面地叙述战争过程和记录事件，缺少深度与感人的艺术，很难走向世界。《南京大屠杀》在表现和阐述敌我双方在战争中的人性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作品中“十问国人”的内容，不仅对中国人是一种强烈的警示，而且对整个世界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思考人类和平的未来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我想他们确实是看懂和看明白了我的作品。

　　不久前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喷薄而出、堆积如山，这是好现象，但并非全是值得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一种常态：某一节点到了，上上下下都在忙碌同一件事，文学也紧跟其后，大有全民动员、全体出击之势。如纪念抗战胜利的这段时间内，抗战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稍稍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发现，能在读者心目中留得下的好作品其实并没有多少，更不用说经典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类题材在创作中缺少一种深刻揭示、寻觅产生战争原因以及呈现战争中的人性力量的艺术表现，从而使战争变成了“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

　　“战争是魔鬼导演和挑起的事端”，不知哪一位军事家说过这样的话。魔鬼为什么要导演和挑起这样的事端，是作家需要弄明白的。在创作《南京大屠杀》时，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敢于残忍地屠杀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那么轻而易举地冲进了六朝古都南京城？为什么他们的军人能够如此毫无人性地举刀、开枪？他们在如此残忍地挥刀和奸淫妇女时就没有一点儿胆怯吗？当然，我也十分想了解当我们的同胞被敌人用机枪扫射时，有没有人奋起反抗？在看到妇女同胞被日军强暴时，有没有英勇的义举？我也同样想了解，政府明明知道无法抵御强大的侵略军时，有没有想过用另一种方式避免几十万同胞被屠杀？比如国际战争中通用的“不设防”战术——在确定无法战胜对方时，主动缴械、让地、撤防，以避免更大的牺牲和死亡。自然，我还想了解为什么在民族和家园出现危亡时，我们身边总有那么多汉奸出现？当时的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比可谓“人多势众”，用的武器也未必比对方差多少，却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无数个“为什么”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最后，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一些事实：日本军队强，日本人的“皇道”信仰和意志强，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程度比中国人高，日本军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我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看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事实：日本军队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都能写“战地日记”，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战后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大战犯松井石根是一个能用中文写古体诗的“文化精英”；日军的中将、少将等官员一般都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即使普通士兵也多数具有高中文化。他们获得应征到中国打仗后的情景更让我心颤：士兵们手捧“应征通知书”，率全家人跪在地上、面向天皇居住的东京方向痛哭流涕地说：咱家祖祖辈辈没有为天皇效忠的机会，如今来了……是这样一群人，怀揣对天皇的绝对“效忠”，来到另一个国家，只以战胜对方为荣，能不“战无不胜”吗？能不杀人成性吗？

　　我们知道，战争是人性走向极致的一种特殊反映，也是人性自然本质中的一种基本反映。马克思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那么，战争则是一些企图改变原有历史与社会或国家现状的人所作出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映。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肯定是充满了野心的、甚至是疯狂的，不惜他人生命与他国利益的人，他们代表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并把这种利益视为个人忠效于它的最“崇高”与最“神圣”的信仰。这种人(战争决策者)的人性是扭曲和变异的，在这种人灌输下参与战争的所有人也是人性的变异者。

　　中国古人把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五种因素：一为争名，二为争利，三是积恶，四为平乱，五为困饥。这五种情况基本概括了战争发动者的全部人性特征。名利是一般人的需求，积恶是一些道德败坏了的人的必然行为，而为平息内乱和解决困饥所发动的战争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有了对这些战争发动者变异了的人性的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如此残忍地在南京实施血腥的大屠杀——野蛮的侵略者在头脑里和意识里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人性制约，罪恶的、野蛮的、兽性般的人性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从日本历史和社会现状我们知道，日本人很少有相互残杀的情况，因为日本宪法有约束。日本人杀日本人属于犯法，必须以命抵命。但日本法律里没有一条说日本人杀外国人是受法律制裁的。这就造成了日军进入中国后为所欲为、毫无犯罪感。

　　日本侵略者在二战时犯下罪行需要强烈地、永远地谴责。然而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我同样看到了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身上的许多丑恶、不道德的事情，比如那么多出卖同胞生命、帮助日军残害亲人的汉奸，那么多为了求自己一命而不惜供出同胞的人……这些人性卑劣的另一面，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人类要向前发展，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我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尤其是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家们在写这一让中华民族留下惨痛历史教训和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史时，绝不能只简单地叙述我们如何英勇抗战、如何迎来了伟大胜利，或是侵略者如何残暴，这些都是表面与表层。只有真正挖掘出敌我双方在战争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与问题，才有可能对战争有根本性的省悟与认识，文学性与艺术性才可能在其中获得最大的展现。

　　战争是复杂的。战争里的人性之扭曲与残暴以及战争中最美好的人性的展现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一部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挖掘战争中的人性表现和各种人性在战争中的绽放，便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

　　“爱情和战争都是不择手段的”，战争论专家弗·斯梅德利说过这样的话。战争与爱情同样的“不择手段”，这便是战争中那些为了自我和胜利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逻辑之所在。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过：“黄金和财富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黄金和财富面前，许多人会丧失基本立场和道德，人性中的贪婪、欲望等弱点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萧伯纳认为：“战争的先决条件是：以好斗为惟一美德，以求和为惟一耻辱。”这是对战争的另一种人性解释。在创作《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许多日本军人以屠杀中国人的好斗、好胜行为作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惟一“美德”，因此有了“杀人比赛”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写作中，我用诸多日军当事者的回忆和战地日记对这部分变异“人性”进行了发掘和阐述。“十问国人”之所以被大家认可，其根本原因大概也是我对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悲剧中的人性表现以及对今天强大了的中国人的另一种人性进行了严重警示，特别强调一方面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告诫同胞：要想真正铭记战争的痛苦和教训，不让悲剧再次重演，除了要提醒战争加害国外，还要特别提醒像中国这样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因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任何一个自以为强大了的国家和民族，千万不要好战，一旦好战，就必然灭亡。古人还有另一句名言：“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今天的国人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忘战必危”和“骄傲必败”的道理。

　　韦格蒂乌斯说：“你想和平，就要准备战争。”我要说，想写出一部伟大的战争题材作品，就要把战争中的人性写好，因为人性的好恶是引发战争的最根本起因，不写人性，就无法探底战争的深井究竟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