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价值建构的若干面向

　　在“文学理论批评化”这一趋势不断加剧的当下，谈论批评实际上也成为考量文学研究的一条主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以来的文论发展正是建立在此起彼伏的各色批评实践之上。从现今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来看，批评家们在一如既往地借重经典文论的同时，也大量征用了不同面向的新的批评话语资源，切实体现了现代文论由本体论向阐释学转向的新范式。

　　文学批评的价值重估

　　“价值重估”作为一种释义模式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再熟悉不过的阐释手段了。从话语源流上看，对价值重估的热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学史的“重写”冲动。在原本意义上，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被看作可以适当区隔的三个不同学术空间，虽然三者之间必然地相互作用，但在前述“理论批评化”的现代学术语境下，批评有可能整合一切，诸多学术实践也可归于批评话语的不断展开当中，这种情形已非经典文论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在此背景下，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重写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发生的革新要求，其学术实绩却往往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开花结果，而文学史重构本身倒是迟迟未能如人所愿。举例而言，批评家们一再推重的作家汪曾祺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标杆，这一批评尺度的建立自然源于文学史重写思潮中对废名、沈从文等人的文学实践的重估，而在具体的当代文学批评活动中，被文学史重新挖掘出的这一文学脉络又化为批评自身的有效命题，如汉语写作的诗性之维、诗化小说的文体建构、乡土文学的语言视界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批评策略，当代文学中的相似文本得到有效解读，更重要的是，某种引领当代汉语写作的批评标准也得以确立和强化，从而体现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可以看出，相较于文学史重构，文学批评更易成为价值更迭的得胜者。学界曾质疑“重写文学史”流于做翻案文章，主流作家被拉下神坛、边缘作家重得彰显，而文学史上更为丰富的中间大多数人的文学实践却并未得到新的书写。这一质疑对文学史研究而言确为有感而发，相对来说，文学批评所同样热衷的颠覆与重估工作就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了。批评远离了“讲史”的冲动，不寻求普遍性的文学发展链条，反倒在个别性上迅捷实现了价值重构的学术初衷。只要看看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叙事所掀起的新潮批评的波澜就可以见出文学批评价值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热切肯定，虽然文学史研究中早就力图打破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但盘根错节的文学史叙事本身终究很难一语道破，而批评在文学发展的特定阶段确实可以全力凸显某种急迫的文学期待。

　　文学命名

　　当然，文学批评征用的重写文学史的策略不仅仅是价值重估，在某一时段文学的发生和断限这一典型的文学史叙事范畴中，批评同样多有借鉴。近年来，有关当代文学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命名与考辨一直不断，而其中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解说更是时有新见。不难发现，文学断代史的起源问题很快便成为一个文学批评界深感兴趣的话题，批评家的声音甚至更加响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批评家们普遍看取其中隐含的有关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的论域和价值生产的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人们不再想当然地以伤痕文学最初的个别文本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发端时，以往所形成的当代文学后30年的发展序列自然被动摇，当代批评的坐标系也随之发生位移，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思潮流派以至文学生产的诸多环节，都将被置于新的批评视界当中。同样，当人们不再视“新诗潮”为新时期诗歌横空出世般的存在，而把目光更深地投向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活动、投向横跨新时期门槛的前后勾连的作家作品时，文学批评的眼光自然也就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在社会学视野中还是在文学解读里，简化和单一的尺度都会遭到怀疑。即使对所谓“新世纪文学”而言，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样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话题，因为当下文学所有的“常”与“变”，都与这个复杂的起源相关。由于观照距离的过于切进，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的书写尚难以完全存真，但批评确已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具象和细节，有理由呈现和评判更为贴切的文学景观。

　　文学与历史

　　如果说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解构了经典文论的本质化意图，那么，“文学性”作为文学批评长久以来的一个重要凭借也正逐渐失去其不证自明的价值内涵。对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文学性的“历史性”也正是其应有之义，文学的审美价值无法离开特定的历史关联。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福柯的话语理论、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学观等，虽然分别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但也都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的文学本质论。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学批评界也兴起了一轮反思纯文学的思潮。除了理论本身的推演之外，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而言，有关文学性或曰纯文学的重新思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集中体现在修复文学与历史的有机关联的可贵努力之中。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曾经有过的“回到文学本身”的价值诉求是一种合理的历史反拨，而1990年代文学对于历史的主动或被动的规避则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虽然这两轮文学疏离历史的意图均无法在实际意义上隔绝时代生活，甚至还不乏与历史脚步的应和，但无论如何，文学经过一次次拒绝历史的躁动之后，作家与身外世界之间的有效的对话关系正逐渐淡化。文学固然不能也无需一直保有所谓“轰动效应”，但无法向时代生活发言、失落必要的历史品格，这也并非文学应有的样貌。正如不少批评家已认识到的，纯文学的吁求从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性呼声转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缺乏生机和力量的空洞与自满，这种情形实际上已经有悖于当初追求文学自主的作家们的初衷，他们从来都不缺少历史激情，当文学追求现代意识的脚步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紧密合拍之时，中国作家的文学自主呼声实际上正是呼应历史进程的一种呐喊，他们是曾经的文学与历史蜜月期的亲历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作家们在市场化全面铺展开来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疏离感和无力感就显得有切身之痛，不甘边缘化的弄潮儿们很快调准写作的风向标，身体与欲望叙事也一时引领了新的风骚。然而，在历史新变面前，文学艺术的直面勇气和超越性体验的能力却迟迟不能见诸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批评家们正是从已经变得虚妄的文学性入手，力图恢复和重振当下文学的历史品格。其实，从理论上廓清文学性的历史属性并非复杂的难题，现代意义上自主的文学概念在西方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自然更短一些。即使这一所谓自足自主的文学观，也正是宏大的“现代”建构的一部分，现代文学正与启蒙、个人、自由等现代思想同调。当然，借用周作人的说法，载自我之道，亦为言志，现代文学由此也可视为言志的艺术。无论怎样，文学性无法真正与历史相剥离，其产生与演化均应置入历史之中方能求得解脱。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不少批评家瞩目于“底层写作”所能带来的相关启示，将文学与时代生活重新对接。也许，人们从中更加看重的是底层写作面对眼前这个复杂现实时的态度，作家们自觉站在弱势一边，目光对准时代风尘遮蔽下的底层人物，没有高歌猛进的声调，也不寻求当年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式的“分享艰难”的可能，这一次是真的立身底层，直面我们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当然，只有历史关切和道义情怀并不能成就一个文学性充盈的文本世界，批评家们毕竟在这些底层写作中发现了苦难叙事的诗意呈现、人性书写的多重真相、历史边缘的解构力量。批评界的这场文学性反思让文学重归历史生活，同时也揭示了文学自身生长的持久动力源——不是拒绝和疏离历史，而是始终与历史保持有机的对话关系。

　　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

　　当代批评对文学的历史品格的重新思考其实也与“文化研究”相关。早在1990年代，批评界就已展开过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不过，彼时的问题意识多体现于如何避免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僭越，至于“文化研究”本身为何物，其实不少人并未仔细分辨。文化研究所招致的误解和批判一开始也源于此。近些年文化研究在大学学科建制中逐渐落地，从事实际的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虽然相关的学术争鸣依然不绝于耳，但文化研究的本来面目和功能与局限毕竟慢慢清晰起来。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热情其实一直高涨，从一开始的追逐新异到渐渐切实体会到文化研究带来的方法论与批评视界的不断拓展，人们对这一批评策略的热衷更加有增无减。指称“文化研究”为某种批评策略其实颇为确当，因为它原本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当然也就是反形而上学的。文化研究不追求定义、不寻求学科化，说到底，文化研究不寻求自身稳定的特质，用这些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文化研究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们不再试图充当历史本质的代言人，转而投身历史实践当中。实际上，如果真地要去寻求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的话，西方左翼阵营的知识分子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是其重要的资源。从威廉姆斯、汤普森等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的实践性和日常性的强调、对精英主义文化观的破除，到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反观而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再到转战北美大陆后的文化研究在重新解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时所翻出的理论新知，这些文化研究的具体实践虽然自身各有不同的指向和立场，但均致力于回应历史新变中文化所遭遇的新的压迫力量和新的实践型态，从而更有效地阐释文化实践本身的历史相关性。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来说，上述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观念都产生了理论反响，也逐渐引发了面向中国现实的研究实践。不难理解，正像前文所说，批评界正是基于对文学与历史的日渐疏离才引发了诸如“文学性”的反思，而文化研究对历史变动中新的现实结构和各种文化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生产的有力阐释大大吸引了批评家们的注意，文化研究一开始便具有的对边缘文化实践的固有兴趣也支撑着文学批评者对诸如底层写作、女性文学、后殖民叙事等的持续关注。当然，置身大众文化工业和高科技传播网络气吞天下的今天，文化研究无疑也提供了回应大众文学新发展、解读影视文本新内涵的批评手段。实际上，即使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某种“泛文本”色彩的文化研究方法已经颇有收获，比如从都市文化符号和电影传播视角对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重新观察早就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这种延展和沟通文学内外的文化符号资源的努力其实也可谓某种“大文学”视野，对于已经置身文化杂糅情境中的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源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批评策略。当然，在不少严肃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研究所提供给当下批评界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绝不是在一个文化庸常时代的求生获利的自救术，而是厘清现实秩序和文化权力关系的清醒剂，批评家的文化研究实践最终应该坐实于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机制与历史逻辑当中。

　　实际上，无论是对价值重估的迷恋、对文学命名的期待、对文学本身的反省以及对文化研究的借鉴，批评界此起彼伏的声响无一不在提醒人们，无论文学还是历史，都还置身于“现代性”的固有矛盾之中。当代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转型的延续，而文学转型正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转型相伴生。文学批评无论求真还是求美，都离不开传达国人的现代想象和现代心绪，其间既有历史演进与审美创造同气相求的现代憧憬，也不乏历史理性与艺术心性分道扬镳的冲突与痛楚。作为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不仅仅是批评话语中的一个论题，而且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规定。如何在理性主体和感性生命、历史功利和艺术创造之间寻找批评的制衡点，这不仅关乎修复文学与历史的有机关联，也关涉“现代性”自我修正机制的恢复和常新。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也许这才是一个最大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