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的三个问题

　　围绕文化消费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纯粹的文化领域，而应该贯穿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我们在面对文化消费的时候，存在着几个很重要的观念上的误区或者滞后的地方。

　　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不足还是需求不足

　　第一个相对滞后的观念是我们对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沿用1956年的基本判断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否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巨大发展的现实相适应，是否能够解释日益差异化、复杂化、不均衡化的中国文化发展现实？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这一“增长”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文化消费的需求是什么？是否充足？如果充足，为什么我们还要“刺激消费”、“拉动消费”？“内需不足”是我国面临金融危机影响之下的暂时性现象，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的文化生产在何种意义上是落后的？是不能生产足够的量的落后，还是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落后？是技术水平的落后，还是管理能力的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中国的文化矛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实。这为我们判断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基本矛盾方面增加了诸多困难。以城市文化为例，中国城市发展水平的总体提升虽然说还无法改变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性质，但就局部的“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部分城市而言，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面显然已与“发展中的”绝大多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与广大的农村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我们当前真正的生产现状是什么？我们的消费现状是什么？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现实，一方面说现在经济发展要拉动消费，但另一方面又在说消费不足还要拉动消费。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

　　在我看来，应该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文化品质有待提升这两点来修正以前的判断：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这使得人民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因区域而有异，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发展起来之后”的城市主要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发展中的”城市则主要是生产不能充分满足需求的矛盾。同时，区域之间基于文化不平衡和文化差异而生产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城市还是农村，还面临着一个文化品质提升的问题，即高品质文化(high quality culture)如何扩大影响、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如何抑制“三俗”等低品质文化的泛滥等问题。

　　简单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带来诸多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简单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就是文化事业，我们应该保护；可以走市场的，推向市场，政府就不管了。由此引申出文化事业就是主流文化，走市场的意识形态不管了。这就形成主流文化局限在“文化事业”领域，不考虑市场从而丢掉了市场；而文化产业是意识形态控制应该宽松甚至退出的地方，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主动介入文化产业。这就带来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意识形态空洞化的伦理困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化体制改革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从以文化事业为惟一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所谓“文化事业为惟一”是指将文化等同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党和政府要牢牢地掌握文化建设的领导权，以党和政府“办文化”、“管文化”为核心；而所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是指经过文化商品属性的大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下，对文化商品属性的认可，并以赢利和非赢利作为区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标准，从而强调，党和政府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市场失灵”的文化领域，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分离，突显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文化与经济的紧密关联。应该说，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分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来看，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经过30多年时间的改革开放，这一区分的弊端已明显显露出来。

　　围绕文化管理与建设所展开的各种体制、机制改革其实都在处理一个基本问题：如何从过去片面地强化文化的政治功能到如何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当文化不再被强行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之后，文化的自主性要求便生发出自由、多元的价值诉求，并重新与政治进行定位；随着文化商品性得到认可，文化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其适应于产业发展的因素得到强化，赢利性或经营性/非赢利性或非经营性(事业性)则成为区分文化形态的标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区分是建立在“公益性/经营性”的基础之上的，即能够赚钱的文化，就是文化产业；不能够带来利润的文化，就是文化事业。这一区分逻辑在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中得到支撑。所谓“市场失灵”理论强调市场并非万能的，它也有无法有效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时候，也就是说，市场也有其市场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或者时刻，这就会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如果一旦“市场失灵”，那么政府就应该扮演“救市(场)主”的角色，满足特定“市场”的商品或劳务的需要。很显然，这正是支配将文化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根本逻辑——即市场逻辑。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内部性原因，既有真性市场失灵，也有假性市场失灵。仅仅因为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的表象是无法深刻透视其内在的根源的。事实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是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说，文化事业应该政府管，文化产业就是市场管。

　　强调这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里面。即，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妖魔化或者被污名化了。比如什么东西一切归市场？一切归市场之后，市场作为手段有自己能力的限制，但是我们过于让市场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东西。犯错了归市场，认为市场经济犯了错，跟管理功能没有关系，其实是把管理功能的事情推向市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了20多年，还有很多的非市场性的因素在影响着市场经济，对市场进行了破坏，不能简单归结为是市场不好。

　　主流文化在青少年文化中的弱化

　　当前文化消费的主体之一是青年文化。我们的青年文化缺失在哪里？一方面，校内的思想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教育知识化、教条化非常严重，而另一方面，适合青少年课外消费的文化产品非常匮乏。

　　那么，青少年都在进行哪些文化消费？他们要么看国内的郭敬明和韩寒们的“青春文学”，要么看国外的日本动漫，即所谓二次元文化。它们严格意义上属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青年亚文化。但是，如果让这些青年亚文化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支配性文化，这就麻烦了。西方的青年亚文化一般都是很边缘性的、带有反抗性的，并非青年文化的代名词。《通过仪式抵抗》中明确区分了“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和“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强调的就是还有一个单数的大写的作为主流的“青年文化”的存在。但现在，如果原本属于亚文化的变成中国青少年的主流文化，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后果？

　　如果观念出了问题，会影响到对文化现实的判断，影响到文化政策的选择，从而影响到我们未来能够生产出怎样的文化。因此，有必要清理这些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文化观念，辨析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局限性，不断调整我们对当代文化发展的判断，从而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