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上的隐秘对话

　　将《繁花》与《平凡的世界》放在一起，一定会碰到一种质疑的声音，即两者有什么关系吗？它们如此不同，虽然都被称为长篇小说，但其在文体上的差异只要读上一段就非常醒目。这两本小说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们的地域特色，而在于它们叙事上的自觉，这种自觉所针对的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小说叙事，虽然在中国历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的变形，但其基本格局没有变。这种统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1980年代中期的所谓“方法热”中受到冲击，当时被称为“新潮小说”、后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受到热捧，让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的路遥感到了危机。但他不为潮流所动，坚持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创作了《平凡的世界》。正因为他不追随潮流，所以这部心血之作长期受到主流评论界的忽视。可是由于在民间口耳相传，在多次调查中都证明《平凡的世界》是青年人最喜爱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一，有许多人甚至说这是自己惟一读过的现当代小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被许多批评家认为已经过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实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旺盛生命力。

　　如果说路遥是在自觉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么《繁花》则正好相反，它要对抗的恰恰就是从西方流传来的现实主义叙事，这种叙事的最重要特点可以归结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线性故事(也可能有所变化，但最终逻辑顺序不变)和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物。也可以说，《繁花》正是要解构《平凡的世界》所依托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将《平凡的世界》的叙事概括为再现这样一种历史：人类的生活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地，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一进程的展开。路遥所描述的所谓“城乡交叉地带”，与其说是一个空间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概念。孙少平所碰到的所有障碍最终都会由历史解决。而《繁花》并不在历史线索上做文章，它所呈现的开放式的布局，正是有意识地拆解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历史并不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事件的产生也不按照特定的逻辑顺序，人物也不具有典型的性格或心理深度，作品能把握的只是一个个的片段，人物所做的事情也缺乏所谓的统一性，常常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作者本人也声明，他意在师法传统中国的说书人，注重瞬间，也不在意故事的连贯性，一下说张三，一下说李四，注意听众的反应，换成书面文字，当然是尽力吸引读者，增强可读性。

　　这两种追求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各自的难题。《繁花》所尝试的中国叙事，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免不了“西式调味”，更致命的是，作品所选择的市井题材、饮食男女，却并不是提供给粗通文墨的普通读者的，这与《平凡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这种情调和意境，博得文人雅士的喝彩不奇怪，但确实不是市井里的百姓所能欣赏的。因此，虽然作者强调自己是在低处，但这作品本身却具有很强的先锋性，非把全书读完，然后加以仔细思索，反复推敲，不知道作品到底要干什么，也就不知道，作者所提供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段子，到底有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繁花》要比阅读《平凡的世界》困难得多，不是因为它的(经过改造的、文白夹杂的)沪方言，而是如何把那些仿佛互不相干的片段连缀起来，让其变得容易理解。

　　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即采用现实主义叙事很容易暴露作家的硬伤，而《繁花》这样的写法则可以避实就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平凡的世界》里的田晓霞之死，很多人为她感到遗憾，其实这是作者无法处理其与孙少平的爱情关系的结果。试想一下，出身贫寒农家的煤矿工人如何与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结合？而且自己的妹妹也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公子成了亲密的恋人。而像《繁花》中的李李出家，虽然做了很多铺垫，但由于全书并无心理描写，所以其真实原因，读者也就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只能猜测，从好处说，这是逼读者参与小说的创造过程，而从创作的角度看，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讨巧。并非所有的留白都是艺术的需要，像小说里多处写到人物的“不响”，有些尖锐的逼问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逃避了。

　　虽然两书有各种不同，但吊诡的是，两者却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补偿功能，《平凡的世界》是“时间会解决一切困难”，而《繁花》则是“生命本就如此”。这里我主要是指两部小说的最终立场，前者仿佛是在提醒读者“待在你该在的位置上”，后者则是“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