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院派与媒介批评之间

　　前段时间，报刊媒体上有一阵关于“学院派批评”与“媒介批评”孰是孰非的争论。大意无非是媒介派指责学院派的评论太端架子、太八股，而学院派则认为媒介派的评论太肤浅、没价值。其实说到底，学院派批评与媒介批评有各自的存在空间和存在价值，而那些能够融合二者之长、有思想有见地、文字上又能深入浅出的评论，无疑是今日的作家和读者更为欢迎的。在我看来，北乔的评论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卓有成效。

　　正如北乔在《后记：感性评论拥抱性感文学》中所言，所有的文学研究或批评或评论，其实无外乎两个方向，研析文学技术性的生成、思潮性趋势、在文学史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位置。这一方向的力点打在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既是对特定作家写作行为的评判和研究，又试图影响和教育所有的作家。这是以理性的思维建构理论大厦，在做地道的学问，以作品的血肉之躯为起点，抵达纯理论的神性世界。另一个方向则是面向普通读者，与他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感，欣赏阅读旅程中的斑斓风景。这样的评论者更多的时候是普通读者的导游或伙伴，以阅读的方式参与对文学的感性发现。前者无疑是学院派批评的常规路线，后者与媒介批评更接近。而北乔则凭着自己多年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批评文本，即学理性分析与感性领悟交融的批评文本。

　　在全面总结、梳理武警部队作家的批评文集《贴着地面的飞翔》后，北乔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更广阔的当代文坛实力派作家，曹文轩、张炜、刘震云、李洱、艾伟、贾平凹、苏童等人的长篇新作，残雪、叶广苓、陈希我、陈启文、迟子建、徐坤、毕飞宇、裘山山、刘永涛、刘醒龙、朱山坡、周瑄璞等军内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无不纳入他的视野。

　　在评论军旅作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时，北乔“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的双线长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篇评论首先将主人公汪二祥这个农民形象与“阿Q”、福贵(余华《活着》中的人物)这两个典型形象做对比，在乡土文学的形象谱系中梳理《乡谣》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与审美价值，“汪二祥也是个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属于人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命运多舛，黄连般的生活像一条蛇缠了他一生。父亲的去世，带来家庭的没落；时政的变幻，让他沉沉浮浮；妻儿的失去，似一把把刀刺得他心痛；人情的冷漠，使他的生活空间总少不了冰霜……可以说，阿Q、福贵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汪二祥无一幸免。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恒话题。然而汪二祥毕竟不是阿Q或福贵，他的生活中有两条河，一条是苦难，一条是欢乐，它们相互撕咬、相互交融，呈时而此强彼弱时而彼强此弱的态势。这得归功于汪二祥不甘被苦难击败、善于在苦难中寻找发现欢乐的人生法则和生活策略。”同时，评论者还从乡土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出发，对《乡谣》的文学史意义作出这样的判断，“不错，在乡土文学历史脉络里，我们可以觅到此类的踪迹，但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处理的，好像没有，至少无出黄国荣之右者。基于此，即便不能说《乡谣》横空出世耀眼夺目，但在乡土文学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下乡土文学的一大亮点，应该当之无愧。”这样的分析判断基于文学史的脉络与经典作品、典型形象的对比，富于学理性，能够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同时，根据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及阅读经验，北乔往往能以婉转自如的方式将读者导引到所评论作品的精妙之处，并对作品的艺术特质作出一语中的的判断。比如他认为张炜的《外省书》“该是内省书才对。我们应当自省、反省，听一听生命的回声，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样做的准则和目的”；他认为《英雄无语》的作者项小米“给了我们一个碎片式的英雄，消解了我们仰望和膜拜英雄的姿势与心态，那一连串的质询、拷问和反省的呼唤，使得我们带着平视和敬重的心情去体验英雄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花腔》的作者李洱“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就是一部‘花腔’，个中的真腔实味真是难辨难品”。这些判断，渗透着评论者真切的阅读体验，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读《约会小说》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缺憾之感。我感觉像《黄国荣〈乡谣〉：乡村歌谣》这样融合学理性分析与感性解读的评论作品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时候北乔满足于个人的阅读快感，“如同面对鲜花，我只会诗性地赞美，尽情地品味，而不会用公文式的僵硬词语去评价，用手术刀式的眼光去肢解生长的原因和过程”。我希望北乔该陶醉的时候陶醉，该拿起手术刀的时候也不要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