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文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经典读本系列”，我读了其中由孙郁编著的《当代文学经典读本》。这套“读本系列”的初衷在于“名家选名篇读经典”，突出的是名家、名篇和经典，但在我看来，其中的“选”与“读”二字实则更为关键。以这册《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为例，孙郁的“选”法就实为独特，此书开篇便选台静农的散文《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随后又节选孙犁的散文《书衣文录》，其三选张爱玲的散文《忆胡适之》，其四选张中行的散文《故园人影》。仅这四篇，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当代文学作品的这种编法，我还是初次见识。但细读之后，似乎发现其中的玄奥之处。其实，孙郁选台静农，用意则在鲁迅与陈独秀，台静农此文写陈独秀，其人乃是新文学的急先锋，而台本人则与鲁迅深有交往；再如第二篇散文《书衣文录》，此乃孙犁晚年的经典篇章，洗尽铅华，沉郁老辣，但细读发现，此处节选章节均与鲁迅有关，孙犁拜服鲁迅，所读书目也多与鲁迅有关；第三篇选张爱玲的忆旧散文，还在于其中所写的胡适之，此乃新文学的又一开山健将；第四篇选张中行的散文，则不难想到新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周作人。由这四篇散文，可以看到选家的用意其实关乎“五四”，从陈独秀、胡适到周氏兄弟和张爱玲，此读本开篇便向“五四”经典致敬，其深远幽微之心不能不令人细细体味。

　　编选此书的深情用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显然的。诸如首篇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发表于1990年的台湾《联合报》，而第二篇孙犁的《书衣文录》则于“文革”中后期陆续写成，第三篇张爱玲的《忆胡适之》则于1968年在香港《明报》发表，如此看来，孙先生并非是按照作品问世的时间来排列的；再如开篇第一章的台静农，出生于1903年，随后的孙犁出生于1913年，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那么再如此来看，这样的作家序列也并非是按照出生时间来编排的。按照常规的分析判断，似乎也足以坐实我对于这条“五四”文脉的猜测，也就是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再到周作人和张爱玲，这条隐形的脉络是孙郁对于当代文学审视的一个独特标尺，而他编选这册《读本》的思路由此才会逐渐地清晰起来。如此更不难理解，在孙郁的这册《读本》之中，1949年后的所谓“十七年”文学经典则无一选录，除去开篇的这四篇略显旧派的文章，他则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视野，诸如张承志的散文、北岛和舒婷的诗歌，以及汪曾祺、王蒙、阿城、刘震云、铁凝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他们均惊艳于文学的新时期。

　　同样，令我颇感兴趣的还有孙郁对于两位作家的重视，一位是王小波，另一位则是木心。这两位带有某种传奇和时尚符号意味的作家，尽管作为当代文坛的争议人物，却在这册读本中予以关注和强调。在孙郁的导读文字中，不难看出，对于王小波，他欣赏其思想的独立和智慧，而对于木心，则更欣赏其作为文体家的玄奥之处，并认为由此可以追溯到民国的废名。从这两个独异人物，也显示了孙郁在文学判断上的思考和见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一方面回归传统，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尽管王蒙、阿城、莫言、汪曾祺、贾平凹等人在80年代均有出色表现，他们或者回归传统，在道家禅学、明清遗韵中寻找出路，而或者在英美传统、拉美爆炸甚至是西域文明中寻找灵感，但或多或少都有汲取的痕迹。倒是王小波与木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准，甚至很难发现其生成的痕迹所在。王小波的思维是现代的，来自于英美世界的文明体系，他的杂文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人的新鲜打量，而木心在文体上的创造，则在于他直接与经典传统对接，并呈现出汉语的神采与风骨。

　　其实，选本或读本想要编好实在是难，其背后是文学史的思维，是文学观念的意识，也是文学趣味的体现。对于当代文学选本的编法，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念楼先生曾这样谈及文学选本的编法：“选本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喜欢的文章就是最靠得住的标准。”他还说，选本要好，标准是其一，好的导言则是其二。而作为一册个性的选本，这册当代文学读本都已具备了。作为编选者的孙郁，其本身就是一位文章家，深深懂得汉语文章之美，而他还始终认为，文体的创造与创新是一位作家的天赋与关键所在。由此不难看出，他是始终以审美的眼光来谈论当代中国作家的，此乃其“读”法之一。诸如他谈台静农，认为其文字有“魏晋文风”；谈孙犁晚年所作，则认为“沉郁、峻急”；谈张爱玲，认为有“旷世的凄凉”；谈张中行，则认为是受到“周作人的暗示”；谈张承志，认为其作品有“回肠荡气之美”，如此等等。但我通读整个读本，又不难发现，在文体的创造上，孙郁则更为欣赏汪曾祺、木心和贾平凹三人，并认为这三位在文体的独创性上是有着真正自觉意识的，且可以独成一家。此册读本中，汪曾祺选了中篇小说《大淖记事》，木心选了诗歌《一饮一啄》，而贾平凹则节选了长篇小说《古炉》的片段。

　　这里需提及《读本》的导言，此乃十分精彩也颇有见识的综述与批评文字，难得短短五六千字，却将当代中国60余年文学的波诡云谲，一览无余。之所以强调这篇导言，从中不难看出孙郁对于文体与语言的高度重视，因为历数文坛60年的如云高手，仅有汪曾祺、木心和贾平凹能够独得青睐，并在导言文章中予以特别论述。显然，无论是汪曾祺能够把“明清语言与民国语言杂糅一起”，还是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字有“明清的味道”，再如木心，则以为能够把“汉语的潜能袒露出来”，并进而指出“文体表面看是词语的问题，其实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好作家未必都是文体家，而文体家一定是好的作家”。也由汪曾祺、贾平凹和木心，还不难看出编选者在文体与语言上对于传统汉语魅力的欣赏，以为汉语本身的魅力是巨大的，生机勃勃的，也是鲜活灿烂的。相比汪曾祺与贾平凹，木心则更为另类和独特。因为在汪曾祺与贾平凹的身上，除去文体上的创造之外，还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士大夫气息，而这些则在木心身上难见踪影，木心是糅合了传统与现代，更具有“五四”的精神风骨，也有着文学的贵族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