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体与思潮的错位

　　思潮与文体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思潮不可能不影响文体，但文体却有相对的稳定性。

　　任何一种文体都可能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世界是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是否穿透了历史的迷障，倘能如此，经典作品是不会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的。

　　最近有记者向我提问：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时备受批评界冷落，却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为什么读者与评论家的意见差距如此之大？回想当年，我对《平凡的世界》评价也不十分高，认为是“《人生》的扩大版”，但也给予肯定，写过文章，却达不到现今的认识程度。静下来想，我认为，评论家总是习惯于从文学史、社会思潮、创作方法、思想艺术背景等方面考虑和评价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专业眼光”。在当时那个观念革命、先锋突起，大力借鉴和实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潮中，突然遇到这么一部面貌颇为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评价怎么会高呢？但是，普通读者很少从文学思潮或方法革新的角度审视作品，他们更看重作品与他们的生活、命运、心灵体验之间有多少沟通和感应，能否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也许就是读者与评论家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和反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不仅是读者与评论家会发生矛盾，思潮与文体也无时不在地发生矛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在思潮与文体的相互激荡中，始终都存在如何在思潮起伏、背景剧变，甚至出现某些外在因素的情势下保持对文本的客观、准确、公正、科学评价的问题。比如，有的作品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是一马当先的，发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文本的修炼，时过境迁，对其评价就会降低很多。有种说法，凡是引起一时轰动的作品，其艺术生命力大都是不长的。这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包括而今的“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等思潮来说，很显然它们的文学史意义要远远高出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和张力。另有一些作品，在写作时与潮流保持了某种距离，当时反响寂寂，过了几十年后，思想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重新得到了高度评价。

　　那么，是不是不贴近潮流写作，作品的艺术生命才会长？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鲁迅的杂文、小说，“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托尔斯泰、契诃夫、叶赛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无不是在“贴着时代写”，当某种巨大的潮流来临时，作家无不承受着时代的感召，又受到时代大浪的冲刷，千淘万漉之后，他们还是被读者、被文学史所珍藏和记忆。

　　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在纷乱年代造出的“希腊小庙”、张爱玲“孤岛”时期的独绝体验、钱锺书《围城》的知识分子群像塑造，还有张天翼、吴组缃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后革命年代”文学史的价值重构，确有重新发现之功。特别是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重新评价，推动了中国“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进程。夏志清从“人的文学”的立场出发，从文学本位出发，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出发，但他并非不注重“思潮”，他对“左翼”、“右翼”很敏感，他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基督教文化背景都会影响到他的评价。他大力肯定张爱玲，却不由自主地忘记了同时期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似不是偶然的失误。他本人对此也有所反思。我这样说是要表明，思潮与文体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思潮不可能不影响文体，但文体却有相对的稳定性。

　　当年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的观点，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成为时代主题，全民族都在呼唤民主与科学并审视国民性，思考中国走现代性的道路。但这个时段很短，随着日军入侵，启蒙的主题被一再打断，救亡上升为第一位，于是评价尺度首先要看救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启蒙主题渐渐回来了。90年代初，商品大潮席卷而来，新启蒙的声音又微弱了……我在想，沈从文写湘西故事的时候，赵树理正写着《小二黑结婚》；钱锺书写完《围城》的时候，周立波也许开始了《暴风骤雨》的构思，丁玲也开始筹划《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事后诸葛亮式地认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依我看，历史就这样走过来了，各类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价值和位置。

　　还是回到《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上来。它对当代文学评论的警醒在于，方法虽对创作有极大影响，但终究方法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要承认，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多种创作方法是可以并存的，都有其生命力。关键不在于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作品的思想高度、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涵盖广度、对人性揭示的深度以及艺术上的创新尺度。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是“进化”史，而是“变化”史，文学的历史不是按思潮的先后，车厢式地线性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某些具体手法落后了，但却不能得出“现实主义过时了”的结论。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巨大吸引力，主要是对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和孙玉厚、田福堂等两代人的两种生活方式、命运的近距离观照，正好切中了当下时代的脉搏，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的同构”：与命运抗争是否可以改变命运？进城是否能获得真实的幸福？如果没有田福军这样的为民请命的“清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没有孙玉厚、孙少安、田润叶这样的朴素而真诚的理解与宽容之心，没有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忍辱负重，没有田晓霞的女神式的献身，《平凡的世界》是否将变成“平庸的世界”？

　　文体的革新意义在于将一种新的观念注入文本，以此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任何一种文体都可能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世界是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是否穿透了历史的迷障，倘能如此，经典作品是不会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