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拜会金庸

金庸(左)与李冰合影

　　耳边不断有人说起金庸先生，是“文革”以后的事。金庸先生的演说、专访不断见诸报端，在文化人中间也口口相传。

　　1986年，团中央组了一个访港团，有三十多位青年企业家、青年经济理论家参加，我是团长。我们是应香港培华基金会之邀去参加培训的，为期三个月。当时香港正是“金庸热”温度较高的时期。在香港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在对青年人进行生存训练时，要把一个年轻人送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过七天隔世的生活，除了食物和水以外，年轻人还可选带三样物品，问年轻人选什么。年轻人的选择是睡袋、手电筒和金庸小说。年轻人说，有了金庸小说，七天不会太寂寞。故事是否真实不必费力考证，反映的却是当时香港年轻人的心态。受到金庸粉丝的影响，我从香港返回后也捧起了金庸小说，虽然不算狂热，但也有空便读，在家书卷置于床头，出差装入行囊。

　　后来到了国务院新闻办，经常与香港媒体打交道，特别是参加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访港成了“家常便饭”。我对香港的传媒界还算比较熟悉，对香港文学界就不很熟悉了。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为加强与香港的文学交流，我只好花工夫做些调研。中国作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与香港文学界建立了文学交往关系，“文革”期间中断，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之后，双方派团互访几乎每年都有，铁凝、陈建功、高洪波等很多作家先后访港，参加文学研讨、文学评奖之类的活动。内地作家与金庸、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一批香港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时，我们耳边经常传来港澳作家要求加入中国作协的呼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作协曾吸收25位港澳作家入会，到现在，有些已辞世，有些已移居国外，余下的也年事已高。港澳与内地同根同宗，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同源同种。香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是联系国际上华文作家的桥梁，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梁，加强与香港作家的紧密联系，可以辐射华人文化圈、扩大中国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打算尽快启动重新吸收港澳作家入会的工作。

　　吸收港澳作家入会，首先想到的是金庸先生。经与铁凝商量，我准备亲自去香港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赴港拜会金庸先生，带件什么礼物呢？反复斟酌，最好是请韩美林先生给金庸先生画一匹奔马。古今中外，画马者众多，而韩美林先生的马是独一无二的。韩美林先生欣然命笔，画作装裱后，又配了一个精致的画框。画幅很大，携带不很方便，我们一路上由两个人抬着，到了香港，又送到金庸先生面前。金庸先生仔细端详画作，十分高兴，再三让我们转达对韩美林先生的感佩之情。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在画作旁合影留念。

　　双方落座之后，我简要说明来意。听说我是专程来征求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金庸先生满面笑容，很真诚地问：“我合适吗？”我说：“当然。首先要您自愿，然后还要履行手续。”金庸先生问：“是些什么手续？”我作了介绍。金庸先生认真地点点头说：“我同意。”接下来，我们边用餐边闲聊，谈到了文学，谈到了养生，也谈到了版权。金庸先生知道有很多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他轻声地说：“我看到过，盗版书印的质量差，错字也多。”然后面无愠色地一笑。我感到这笑，不是无奈，而是大度。

　　金庸先生的勤奋令众人仰望。他学习勤奋，一生以读书做学问为乐，年逾古稀仍在读博，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名衔、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写作更勤奋，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多部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精华，又开创了新的范式。金庸先生还写了多部电影剧本、大量的《明报》社评。金庸先生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从《神雕侠侣》开始，他在《明报》上连载，每天700字，边创作，边发表。他除了为《明报》每天写武侠小说，还每天写一篇社评，业内的人都称他“左手写社论，右手写武侠小说”，是“左右开弓，文武双全”。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一直延续到1972年写完《鹿鼎记》。

　　金庸先生当时的写作压力与今天的网络作家有些相似。一旦开题，作者要日日供，读者在日日跟，断供是不行的。同样是“快写快发”，但金庸先生文章的质量是现在网络作家们无法比拟的。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故事情节悬疑传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场面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也炉火纯青，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而现在不少网络小说，过分热衷于情节化、娱乐化，文学性大量流失，作品形态粗糙、文词贫乏，甚至信手涂鸦，美学质地一片芜杂。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网络小说也属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也要讲究寓教于乐，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也要讲究构思精巧，语言雅致。在“快写快发”的催促下能做到出手不凡，只有靠丰足的学养和深厚的功底了。这方面，我们真该认真地向金庸先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