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信仰同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5月22日07:26 李唯同

  我的姥爷魏巍追悼会的那一天,是北方秋天少有的阴冷天气,寒风中小雨不时飘落。由于遗体告别室不大,前来送行的人,只好在广场上擎着伞等待。这种天气也呼应了姥姥在追悼会前一天晚上为姥爷写下的挽联——“悼战友,天与我同哭。”

  姥爷的红叶和青松

  8月25日,我和父亲捧着姥爷的遗像穿过姥爷经常散步的那片柏树林,上午10点的阳光穿过树梢照在姥爷的遗像上。还是这条路,还是这样的阳光,姥爷和他的家人却天人永隔。

  姥爷在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只要他在家里,每天坚持在这条路上散步,风雨无阻。

  记得有一次,我陪姥爷在这条路上散步,姥爷看见路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煤块,便弯腰拾起来,走到不远的煤堆,把它扔进去。当时我对姥爷的行动大惑不解。姥爷对我说,那是工人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他们挖煤很辛苦,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要浪费。

  姥爷和姥姥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来得不容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简朴。

  我当时戏言我家也有“四旧”,姥爷的衬衫,领子磨破了换个领子接着穿,此为第一旧;姥爷的布鞋,底儿都快磨穿了还在穿,此为第二旧;姥爷的袜子,不用说,当然到处是补丁,那是第三旧;还有第四旧,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像豆包布一样薄。我总是劝他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破烂处理掉,他们说“旧衣服穿着舒服”。他们穿着朴素,家里的家具也是一样。电视柜、沙发和饭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历史,与我的年龄相同,而衣帽钩以及几个书柜则都算得上是我的兄长或叔父辈的。直到200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给家里买了第一个DVD。

  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爷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和学习。有时我下班回家,看见全楼的灯都熄灭了,只有姥爷屋里的灯还亮着,台灯的光透过紫红色的窗帘,照在窗外洁白的玉兰树上,给人一种特别踏实、温馨的感觉。我上楼时经常看见他伏案疾书,甚至不会察觉我的到来。

  除了散步之外,姥爷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春秋季节,家人驾车带他到郊外转转,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姥爷特别偏爱红叶和青松。每当看见这两样景物的时候,他都能站在原地欣赏好半天。他对我说,他离开朝鲜的时候也是深秋,山里到处都是红叶。朝鲜的山坡上长满了青松。

  如今,又是一个秋天,再过几天,山上的叶子就会红起来,我还想让父亲拉着姥爷到门头沟的妙峰山去看看那棵他曾赞美过的不老松。但是,他再也去不了了。

  与弱势群体同在

  姥爷的朋友很多,除了他的战友,他的同志,还有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弱势群体”。这些人来找姥爷,有的是为了叙叙旧,有的则是请他帮忙,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姥爷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拒绝他们的来访,也没有因为事情棘手而拒绝帮助。当然,在他们之间,更不存在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在姥爷看来,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从未把自己从工农群众的队伍中剥离出去。

  姥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捡过煤核儿,卖过烟卷儿,替人抄过书,深深体味过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样的,他对在黑砖窑里挣命糊口的工人们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自觉自愿、义无反顾、从一而终地把穷苦人纳入他的视野,不仅仅是出于他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阶级感情,他的痛苦是他的感情带给他的。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不要杀他!!!——我替退伍兵崔英杰说情》《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也谈农民工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他2008年1月出版的《新语丝》中。

  坚持信仰的人是可爱的人

  姥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也正是他的信仰,塑造了他可爱的人格。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是共产主义。

  犹记得当年,当电视剧《长征》在中央一套热播的时候,姥爷每集都不落地看完了,每天都赞美《长征》拍得好。《长征》的片尾曲是著名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姥爷每天都要跟着片尾曲唱两遍(《长征》每天播出两集)。当时姥姥笑着说,“你唱的那个都走调了,就别唱了。”姥爷权当没听见,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字幕,像年轻人去歌厅K歌那样兴奋,眼睛里闪着孩子一样幸福的光。

  姥爷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喜怒哀乐很少表现出来,兴高采烈的时候更是不多。在我的印象里,我只听姥爷唱过三首歌,第一首是他曾主动为家人“演唱”的《抗大校歌》,第二首是他在哄我当时年仅1岁的妹妹睡觉时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有一首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曾用采访机录下这段珍贵的声音,但在姥爷过世以后,我不忍再听,却又每次都禁不住想听,每次听的时候都泪流满面。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个慈祥的老人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见识了信仰的魅力,以及一个有信仰的人的高尚情怀。

  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全家人扶床痛哭,表弟搂着姥爷的头,喊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舅舅喊着:“红杨树没有叛变!”泪水、呐喊都唤不回姥爷再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我想家人的话,是对姥爷革命一生的一种诠释吧。是的,他今生都在革命,他从未叛变。如果他知道他的家人对他说这样的话,在九泉之下他该是很安然的。

  姥爷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教育我们说,要苦读马列,深入群众。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灯红酒绿十分寻常,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在蔓延。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容易禁不住诱惑。因此,姥爷对家中第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也就十分关注。我在英国读书的表弟,刚刚回国,见到姥爷打过招呼,姥爷随即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打有关中国国情的材料,塞到表弟手里,让他马上仔细阅读,而后谈认识,谈体会。

  就在姥爷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他往往第一句话就问我:“现在外面有什么消息?快跟我说说。”等我说完当前时事热点之后,他就接着问:“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在我印象里,他和我们谈生活的时候少,谈马列、谈国情、谈时事的时候多。姥爷特别注意了解我们的思想认识,不希望我们走歪路。他希望他的后人,秉承他的信仰,在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希望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认识社会。“你们要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如果不行,至少要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不管你们以后干什么工作,身处什么环境,都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经常这样告诫我们。

  马列主义,一个被很多人仅仅当口号使用的名词,现在甚至在“流行”的口号中都不再出现了。在姥爷那里,却有着严整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在一个意识形态漂浮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些有信仰的人越是值得敬重的。

  姥爷就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的信仰。在他的晚年,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和他有同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乌有之乡网站曾为他的新书——《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开过一个作品研讨会。参会者中,青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会后出版了《青松与青年》一书。姥爷接到这本书,坚决要看一看。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用一只手把书举起来,能看多少算多少,或者让身边的人给他念。我对姥爷说:“会上发言的青年人都很认同您的观点。他们都是您的追随者。”平时一向十分平静的姥爷竟有些激动,用微弱的声音说:“好,好。”眼中似乎有泪光闪动。

  在姥爷去世的前一个月,表弟去俄罗斯旅游,带回一面党旗送给他。姥爷看到党旗非常兴奋,“快把我摇起来!”(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姥爷冲着警卫员说,“快把党旗给我挂在对面的墙上!”他凝视着党旗,像是在欣赏最美的花朵。“你们看着它,谁也不许把它摘走,也不许让它掉下来!”

  直到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党旗一直挂着。从挂在墙上的那一刻起,从未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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