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圆屋》: 差异而相似的生存

路易丝·厄德里克

《圆屋》英文版

　　美国本土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多部关于印第安族裔生活的系列作品，她的第14部长篇小说《圆屋》(The Round House，2012)获得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这部小说与作家其他作品一样，彼此独立、相互关联，揭示了美国印第安裔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生活，展现了多元文化的社会图景，具有典型的厄德里克式的叙述、诗意、抒情风格。

　　熟悉厄德里克的读者，常常会在她看似奇异、魔幻的族裔写作中，体验到普遍共通的生存思考和文化境遇。《圆屋》更加彰显了这种差异而相似的生存体验和反思，暗流中涌动引发共鸣的情感，同时提出了政治、文化、法制层面的质询和挑战。

　　故事发生在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保留区。第一人称叙述者乔以回溯往事的形式讲述了1988年自己13岁时发生的故事。乔的母亲杰拉尔丁在部落办事处工作，父亲拜茨尔曾经做过律师，后来成了保留地法官。某个周日下午，母亲外出后迟迟未归，父子俩开车去寻找，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开车的母亲，调转车头尾随她返家，这才知道，原来母亲遭到袭击和强暴。然而，遭受重创的母亲不愿再提此事，对当天发生的暴行三缄其口，不肯提供任何破案线索，绝口不说案发地点。大家只隐约猜到那是在圆屋附近。圆屋曾是举办部落仪式的地方，它所在的区域，其地理界定十分模糊，人们无法清晰划分部落、州、联邦土地之间的界限，因此其归属权非常含混，司法和警务权限就更不明确。因此，母亲遭强暴的案件一直难以顺利进展。这时，乔又从父亲那里了解到，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发生的强奸案中，大多数都无法被联邦地区检察官受理，因而罪犯很少会被定罪。

　　面对侦破调查的停滞，乔深感不满，他对母亲创伤后的应激反应更觉不安。乔还发现，父亲身为保留地法官，面对障碍重重的司法限制只能无奈地心怀挫败感。于是，乔决定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自己着手调查案件，惩处罪恶，也因此揭出了一起严重命案。在这场变故之后，乔逐渐成熟，更关注周围的人，包括外公穆逊。他倾听老人的梦中叙述，了解了部落传说和神话故事，保留地的历史，以及大家庭的诸多秘密，也更深地理解了正义、罪恶、友谊、两性关系等。

　　在作家的笔下，印第安人和白人共同生活的这片中西部的土地并不和谐安宁，有着政治文化上的各种矛盾，也有情感和生活上的冲突。那里上演着悲剧、喜剧，也呈现着一个独特的灵异、精神世界。由于人的情感和生存体验是相似的，因而这个小世界也折射着当下的生活现状，它超越了族裔和地域，有着重要的普适意义。

　　如果说《圆屋》的创作与之前作品有一定差异的话，那就是开篇即出的案件悬念。不少人认为这种开场模式是畅销书特有的通俗风格，不过，由此引出的法治困境和复杂性，尤其是印第安保留地的现实困惑，却通过这一悬念深入了人心，有效而直接地进入了文化反思主题。《圆屋》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没有依循以往厄德里克常用的轮唱式多人叙述的模式，而是通过完整统一的第一人称叙述，将乔成长中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困惑，以及他日渐成熟的历史、文化、政治观呈现给读者。作品被认为是自处女作《爱药》(Love Medicine，1984)以来厄德里克作品中最接近读者、最易读的作品。它以血淋淋的事实颠覆了曾经奇幻的神话和寓言格局，推翻了读者的前见和预期。曾经缓慢的阅读速度和节奏改变了，询问的迫切贯穿始终。

　　解除悬念和困惑，拆除藩篱和错综，这条主线与保留地的生活风貌同在。乔和伙伴们天真、正义、好奇，他们初尝现实世界的世故、无奈和罪恶，这些体验打动着人们。在乔的公正追寻中，少年的复仇愤怒和错综的历史、法制背景等，让情况越发复杂。

　　然而，作家的创作主旨并非一味申诉和抱怨。在她的虚构世界中，人们经历痛苦，也品味幸福、亲情、友情、爱情，分享诙谐幽默。少年乔的故事在绝望和希望、信任和怀疑、黑暗和光明、忏悔和复仇、历史和现实中摇摆。在350多页的作品中，作家通过乔的叙述展现了各个鲜明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正是这些看似与我们差距遥远的人和事，让我们体验到差异中的相似，感受到共同的命运和期待。

　　我们体验着其中充沛的情感。在乔的生活圈里，无处不在的幽默诙谐将原本沉郁压抑的事件缓释。其中，最典型的是自称已经112岁的外祖父穆逊，他在读者心目中最能代表印第安人形象。不过，从乔的视角，读者发现了颇为反讽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大堆混乱的官样文件”的族裔界定，继而明白：除了政府文件和身份说明，其实美国人都是同样的生命，他们的特殊性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外界强加的。然而，乔又认为，“从另一方面看，无需联邦政府的谱系认证，印第安人就能认出彼此，这种认识能力，就像爱情、性、是否生养孩子等，都和政府无关。”

　　穆逊给外孙乔讲述的故事中，“圆屋”的象征意义得到揭示。原来，印第安祖先纳纳普什遇到了水牛女，后者让他回顾脑海里的想象，于是他看到了圆屋，明白了如何去建造它。圆屋的神话是印第安人所独有的，而它给人们提供的生存和庆典意义却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造，是生存技能和法制秩序的必要前提。和其他族裔一样，印第安裔的生存基于公正、秩序、亲情和相互关爱，可是，小说伊始的罪行却打破了这种和谐，因而乔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公正和秩序。他用少年新鲜而敏锐的目光观察众人的生活，和保留地的老老少少发生着各种关系，从他个人的小家庭的动荡和创伤，领悟族群大家庭在美国大社会的生存境遇。于是，乔发现，在历史变迁中，人们的理念在变化，教育、宗教信仰在改变，可是对于秩序和公正的追寻却从未停止。

　　乔深爱母亲，不能忍受看她陷入心理创伤，而他对父亲的无奈表示不解和怨恨。痛苦中，他不时跑去外祖父那里，听后者讲述古老故事，看到舅舅的情事风波，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打动着读者，引发人们的兴趣。外祖父的口述故事中，不少是奇幻诙谐的。厄德里克的高超之处在于，她把口述历史的转述交给十几岁的少年，任由他的视角、有限的人生经历，甚至是天真的见解，来对族裔历史进行诠释，并对法律的公正进行少年式的解读和“拨乱反正”。因此，读者不会去执意探寻历史资料的真假，会对其中的历史文化解释持宽容态度，从而将重心转向对人物情感的关注。

　　乔目睹母亲的创伤，也经历着自己的创痛和迷惑，正如创伤改变着他周围的所有人，将他们逼入理智、情感和道德的困境。因此，乔的故事虽然聚焦印第安族裔的矛盾与困惑，他的情感困惑却是人类共通的。在或真实客观或隐喻的层面上，人人都是少数族裔，都必然遭遇特权或强势，面对不公和不平。

　　《圆屋》展现了每个人都必然经历的成长体验。乔和任何青少年一样，他和伙伴们偷自行车骑，偷香烟抽，甚至偷尝酒味，对性爱好奇、懵懂、逐渐觉醒。青春的冲动，荷尔蒙的作祟，这一切都是人们所熟悉的。然而，厄德里克的作品脱胎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这让成长于当代教育体系的乔在面对事实遭遇时，自然有挫败感和困惑。于是，在成长的特殊阶段，联邦政府的印第安地方法的漏洞和含混，包括不同族裔间的矛盾，都让乔在纯真失落中备感沉重。倾听穆逊的故事，乔被纳纳普什舍身救母的精神感动，被英雄气概激励着要去伸张正义。

　　但是，乔的英雄之举和计划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赞许，他的理想主义，与父亲系统化、学理化、成熟、世故、谨慎的法律职业操守格格不入，此中的代沟和文化冲突，既是成长体验中普遍的，又是文化差异中特殊的。乔对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法制和宗教信仰在其中的夹缝位置，对于族裔差异和不公待遇，尤其是女性所遭遇的困境的了解，都超过了普通青少年的承受压力和失落感。然而，正因为这不同于常人的成长之痛，让我们在乔和伙伴们的身上看到未来的希望和潜力，对多元文化的当代美国有进一步的探寻。乔给予读者日渐成熟和开阔的视域，他的视角和理解的局限，尤其对非印第安裔的读者而言，更有亲近感。在不少问题上，乔的困惑与广大读者是相似的，而他的成长经历，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与读者共享的。

　　通过乔，读者渐渐明白了印第安文化在整个美国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现状，它被轻视、忽略、甚而魔幻化的现代误读。小说中，潜藏在乔背后的政治干预和文化目的逐渐显现：作品并非单纯控诉和一味揭露，而是以普遍的对公正、平等的渴望，来突出文化差异、文化排斥和接受的现实。

　　厄德里克凭借乔这个可信诚恳的人物，有意强调每个人都有的归属渴望，强调人与人的相互关联。在她笔下，种族、政治、法制、宗教，甚至迷信、魔幻等，都并非是印第安人所特有的关注。小说最后，人们和年少的乔会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杰拉尔丁和其他印第安人遭受的悲剧能否最终促成良知、理解和公正的产生？

　　乔的成长为人们揭示了族裔文化和法制的生态境遇，而这种灰色地带的存在，也是文明世界的普遍常态。族裔传统和法制发展于特定的语境，其复杂性在小说中可见一斑。在现实中，真正的族裔身份认定并非易事，更何况复杂的族裔法规。在后记中，厄德里克依据事实写道：“本书的故事发生于1988年，然而，在很多保留地，阻碍强奸案件破获和制裁的法律混乱局面依然存在。”作家的写作用心显而易见，保护本土族裔生活地的公正自治和妇女权益是她的迫切愿望，而小说中的典型案例正是揭示了政治和法制中的漏洞。小说中触及的法制问题，也是作家对现行体制的质疑和挑战。

　　除了法律，小说还涉及了宗教信仰问题。在作家笔下，宗教的差异被淡化，它更多是为了引发共鸣而非异议。作家本人坦言自己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她认为自己在宗教问题上真正强调的是宗教如何在现世中发生作用，让人们更积极地面对来世。因此，作家提出的问题值得反思：即便在宗教问题上，其间的差异都不会导致两极化的局面，为何文化、政治、法制、性别上的冲突却更为激烈？为何宗教意义上的“谅解”在小说中没有真正达成？为何乔最终走向“复仇”而非 “宽容”？看来，作家的意图很迫切，若制度得不到修正或改变，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公正。

　　这种探寻贯穿了厄德里克的诸多作品。印第安人是独特的群体，可他们引发的问题却常常是普遍的。试想，美国印第安人曾经在自己的家园以传统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而如今，“传统”模式已经不能在保留地贫瘠的土地上继续维持，本土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入侵和渗透下不断衰退，徒留口述历史、神话，以及苟延残喘的些许仪式和风俗。这种焦虑，以及对文化记忆的珍存，对当下和未来形势的关注，都融入了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化意图。在一次访谈中，她曾坦言，“我是在创作一个巨型的、连续的小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一部分”的不断积累汇集，表达了厄德里克始终坚持的文化意图。从《爱药》《羚羊之妻》《甜菜女王》等，到最近的《鸽疫》《影子标签》《圆屋》，她以成系列的作品，以神话口述、情爱故事、文化传奇为载体，用充满魅力的文字，不断触及历史、文化、生态、殖民主义、法制、族裔认同、社会暴力等严肃主题，其中的意识干预和文化主张，正不断被人们理解接收。许多读者渐渐淡化厄德里克印第安族裔背景，更关注她作品的文化态度，解读文字中不同权利和文化的抗衡，从而认识到作品在文化意图上的文学普遍性。

　　《圆屋》偏离了之前作品的“魔幻”色彩，偏移了读者相对熟悉的叙述模式，直接触及美国法律的无效和软弱地带，甚至开宗明义地为印第安女性遭遇的性暴力发出愤怒的呐喊。作家在后记中明确表示，该作的虚构情节建立在诸多真实案例、报告和叙述之上，是对司法无力和无效的控诉，而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心情一样，都在急切等待着制度的改善，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严肃关注。

　　这种直接的文化呼吁和干预意图，在《圆屋》中是最明显和突出的。如果说，厄德里克早期的创作，和不少本土作家，如莫马迪的《晨曦之屋》一样，是探寻和质疑美国印第安人究竟是谁，他们体现的是什么，那么，她近期的作品，如《圆屋》等，已经转向了另一种问题思维：美国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甚至是普通美国人一样，可以质疑怎样的问题？为何会有如此质疑？它们如何产生？可以解决吗？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正逐步改变作家本土族裔的身份，她不再以展现文化、拓展视域为关键任务，而是以开放式的提问，揭示更深一层的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