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应容纳更多叙述可能

　　中国文学是一个大国的文学，民族众多、边界辽阔、话题多样、视角多元，在新的时代背景与新媒体语境中，也应该能够容纳下更多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既有的高校通行并谓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在叙事编排上不外乎有“作为文学观念演绎的文学史”、“作为时代肖像绘制的文学史”与“作为经典作者与作品推介的文学史”这三种叙事逻辑。如何在一个集史学观、方法论、实践论甚至阅读史、接受史为一体的完备的系统中，完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修撰的重要内容。

　　文学本来就是一种综合的艺术门类，新时代语境下，文学史观从文学的综合特性出发，抓住文学史生成机制的四个主要范畴，即文学作为媒介载体、经济实体、社会机构(书院、电子书店)和艺术形式的系统，确实值得借鉴，也有利于社会实践，是否应该把文学的艺术发展、进步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放在同一个价值体系、同一种理论框架内？当然，当我们呼吁一种社会视野中的文学整体观时，有这样一种论断认为，这样容易导致文学艺术“边界”的消失，进而可能忽略文学艺术自身的历史存在价值和客观发展规律。对此，我倒持乐观态度，主张“读屏时代”、“弹幕时代”里的大文学概念，一方面对简单扩充文学研究边界的做法高度警觉，另一方面对人为建构学科壁垒以及固守文学边界的看法也持一定的反思态度。用整体观去绘制新的文学版图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学的艺术精神与社会发展是否同步。新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文学阅读史是一个充满媒体变迁、社会文化重新被修订的时代，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修养积淀以及价值观示范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的阅读者的阅读需要与知识补给的需要。而且，这种重绘也意味着要对一种时代需要作出反应，即需要理解这个正在变化着、充斥着商品、广告和影视的世界。

　　重新绘制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知识版图，需要我们能够破除一定的学科壁垒，打通边界，反思“边界警察”意识，具备如下几个问题向度。一是边地视角。中国文学作为大国的文学，需要一种边地与中心互为补充的视角，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存在一体格局中诸多的文化形态，要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学史理论框架，需要有文学整体观的思维指导，不但将各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还要突出各自所属文化空间的特点。譬如完成一个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史的工作，实现一种共享的知识，以此体现民族、国家的完整文学格局，建构边地与中心互动的文学史。二是文化格局。文学史当然也是经验史、文化史、生活史与一定时期的风俗史。就中国而言，南北东西各个文化区域特点鲜明，发展也不平衡，东北、闽台、西南、西北文化生态迥然不同，如何从中国统一整体的文化格局中去编写、修订中国文学史，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我特别希冀能够看到一个具备“文化科学”史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史，这使我们不仅能够关注文学中的人学，也能够关注到人学背后的文化学。三是社会视野。文学的本质是创新，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从无到有的一个生产过程，创造性是文学的基本要求。文学史的教学长期以来主要侧重文学创作思潮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虽然作品的分析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文学史的时空框架中，作品的讲析主要为了支撑文学史的观点。如果我们转换角度，意识到我们所培养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多是从事文化生产、管理、服务工作等，我们将有可能为文学史的教学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对此，我赞同许多学者、专家提出的“文学生活”的概念以及“超文学”的评价逻辑，这背后涉及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文学选题策划、生产与消费等活动，也牵涉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包含文学制度与文学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辐射情况。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超文学”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探讨如何通过扩容文学研究的对象，进而扩大文学研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