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的评价史及其文学史地位

　经典作家之 　杨 朔

　　诗化散文的出现

　　杨朔的散文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这些散文多为客观叙述的“实录”，报道性较强，反响一般。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以1956年《香山红叶》的发表为标志，接着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名篇问世，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探究杨朔散文创作转型的原因：一是1956年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二是他本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意识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美文”学习和借鉴，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周立波曾对诗化散文在当时深受欢迎给出这样的解释：“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

　　随着散文集《海市》(1960年)、《东风第一枝》(1961年)、《生命泉》(1964年)相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杨朔的散文和风格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肯定，冰心、曹禺、周立波、徐迟、洁泯、林志浩、吴调公、王庆生、黄政枢、马铁丁、高歌今等纷纷撰文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报》以及《文学评论》等报刊则不惜篇幅给予刊登和支持。冰心评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评论家洁泯说：“文章散发着新的光彩，他的笔，仿佛渐渐地从先前的直叙通向一条幽美的曲径，其中蕴藏着一丝含蓄的艺术力。”曹禺看了《雪浪花》后，是这样描述他的读后感：“最近在《红旗》杂志第20期上看到杨朔的短篇小说《雪浪花》，读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了一篇文章如果写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大的艺术享受，多么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评论，多为即兴的印象式的观感，有学理深度的研究文章极少，只有黄政枢的《杨朔的散文艺术》、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等少数文章涉及杨朔散文的诗意构思、意境营造、结构的曲折以及语言的提炼、人物的刻画乃至情景交融等表现手法的探讨，初步奠定了杨朔散文研究的架构和基础。

　　“杨朔热”的高潮出现于1961年，该年又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意味非凡；全国散文创作选以他的《雪浪花》来冠名，表明编辑对他的重视。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里提出的“诗化”散文理论受到热捧，引发了十七年诗化散文思潮，并带动了一批追随者，包括曹靖华、刘白羽、秦牧、碧野、菡子、袁鹰、郭风、吴伯箫等一大批散文家，影响巨大。就连《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开设乃至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等散文理论的提出，都或多或少与杨朔散文观及其创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朔现象”成了当年文坛热议的话题。

　　总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界，杨朔的散文可谓翘楚，是人们学习和效仿的范式，评论界均一致认为其创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一流的。但在一片激赏声中也出现了零星的局部的批评声音，周立波在《战斗和建设的赞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散文特写选集序言》中就对杨朔散文提出中肯的批评：“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文章要做，又不宜太做，这是辞章家们容易碰到的关卡。我们相信，凭依作者的努力，一定会超越这关口，抵达比现在更为高妙的境界。”类似的“点穴”式批评也出现在林志浩和洁泯的文章中，主要针对其形式技巧提意见，不涉及思想内容。

　　杨朔散文虽然大红大紫，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三部当代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均没有杨朔散文的叙述文字，这是因为三部文学史都是对新中国最初10年文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此时杨朔声名还没有显赫。随之“文革”到来，杨朔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

　　对杨朔散文的初期评价

　　杨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是“拨乱反正”的1978年，该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一批悼念他的回忆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尤其是丁宁的悲悼散文《幽燕诗魂》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上刊登，以其独特的抒情品格备受读者青睐，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杨朔的思慕之情。同年，《杨朔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印再印，1984年《杨朔文集》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他的散文《雪浪花》《荔枝蜜》《泰山极顶》《茶花赋》《香山红叶》《海市》等被选入大学文科教材和中学教科书，有力地扩大了杨朔散文的传播和影响。

　　“评论的文章也广泛地见之于各种报刊，研究的气氛及其影响，远甚于作家生前。”(吴周文《杨朔散文的艺术跋》)从《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论文索引》和《中国知网》查询，1978至1984年期间共发表杨朔散文研究文章212篇，平均每年30篇，为杨朔散文研究的高潮期。相对于一般观感来说，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深度评价，这一时期不但一些单篇佳作得到精致地赏析和解读，如关坤英的《〈泰山极顶〉试析》、曹增渝的《散文亦是好诗篇——读杨朔的〈海市〉》、边谐的《一缕纯洁的诗魂——读杨朔散文〈雪浪花〉》等，而且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从整体出发多角度透析，如周小缨的《杨朔的散文与转弯艺术》、范昌灼的《杨朔散文的意境开拓》、罗时进的《杨朔散文古典文学渊源蠡测》等，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得到运用，如黄政枢的《荔枝蜜与红玛瑙——杨朔、刘白羽散文艺术比较》、李杰波的《杏花春雨与铁马金戈——谈杨朔和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等。在众多研究者中，吴周文和邓星雨最为突出，二人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杨朔的散文创作，并出版了研究专著，极大地推进了杨朔散文研究的深入，堪称杨朔专人专题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重新审视

　　但随着1978-1984年间思想解放不断向深层迈进，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散文创作，杨朔散文便不断受到质疑。第一篇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是张远芬的《不真，美就失去了价值——评杨朔三年困难时期的散文》，她说：“目前人们对杨朔散文的评价是不公允的。对其艺术成就的赞美失之过分，而对内容上的缺陷却不敢正视，甚至加以回避。这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就不能把杨朔同志摆在适当的位置。我似乎觉得，有些评论者确实存在着‘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作家的一切作品’的倾向。在文艺批评界，爱屋及乌的风气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该文从内容层面剖析了杨朔三年困难时期的散文存在的“失真”现象，发人深省。几乎与之同时，沈敏特的《关于杨朔散文的一点惋惜》也发表了大致与之相似的看法。此后质疑声渐起，学者们尝试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总结杨朔散文的不足。李炳银在《散文评论小议》中指出：杨朔散文“确实也存在雷同和人工雕琢的痕迹”。“我们一些研究评论杨朔散文的文章中，尽管一味地肯定他构思的巧妙，写法如何的不同，而没有同时指出其不足。”李炳银的呼声很快得到张明吉的赞成和响应，他在《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中加以阐释和发挥，指出：“当时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灾难，在杨朔的散文中根本没有反映，相反，在他的笔下，现实像鲜花一样美好，形势像仙境一样迷人，生活像蜂蜜一样香甜。如果我们用实践来检验他那时作品的真实性如何，就不难发现，在他文章的优美言词里藏着虚假，在那精湛的构思中渗着欺骗。”并同时指认杨朔散文艺术的单调和雷同。张明吉的这一惊人“发现”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刘淮在《成就与局限——也谈杨朔的散文》中认为：“杨朔散文中缺乏对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的灾难和人民克服灾难的描写，并非有意回避，而可能是接触不多，认识不足。这可以说是一种由于认识的不足而带来艺术创作上的局限性，而不能简单化地斥之为‘虚假’和‘欺骗’。”丁力在《也谈杨朔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中也认为张明吉的说辞“还没有发现足够的依据”。“如果只谈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评论，就是不全面的，也很难得出公正的评价”。类似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发生在浦伯良和吴周文之间，浦伯良在《要尊重历史事实——对〈杨朔创作简论〉的几点意见》认为杨朔1957年以后的散文“大多打上极左的烙印”。吴周文在《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答浦伯良同志》中认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三本散文集，充其量只有《海市》集中几篇(五六篇)有“左”的痕迹，只占创作总数的一个很小的比数，不能以偏概全、一概否定。

　　应该说，通过争鸣和探讨，学界对杨朔散文的不足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即受“左”的文艺思想影响，杨朔散文在内容上对生活反映和认识不足，感情表达不自然，自我真性情过于隐蔽；在艺术上失之雕琢和雷同，这成了共识。但总体来说杨朔散文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瑕不掩瑜。大家并不认可全盘否定的结论。1978—1984年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均给予杨朔散文很高的地位和评价，只在文末留一小段总结不足。据笔者目力所及，第一部评析杨朔散文的当代文学史是由远在法国的林曼叔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由法国第七东亚大学出版中心1978年4月出版。该书由于在国外写作出版使得它能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十七年散文总体评价不高，但仍给杨朔散文以极大的肯定，该书认为：“如果说刘白羽的散文失之于文字的热烈以掩蔽内容上的空泛。而魏巍的散文，其主题思想显得过于单调而不够多样。那末杨朔的散文比较上在内容是深厚些而主题也宽广些。他以他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委实写下不少为人们所称道的作品。杨朔的散文创作成就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由张钟、洪子诚等人合编的《当代文学概观》则是新时期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当代文学史。该书这样评价杨朔散文：“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类似的见解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中(如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张炯、邾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吉林省五院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其中，郭志刚、董健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将杨朔列为专章论述，与田汉、老舍、郭沫若等大家并列，这是迄今为止十七年散文家中惟一的一位。《初稿》给予杨朔很高的评价：“杨朔(1913-1968)是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

　　地位的下滑

　　杨朔地位的下滑是从1985年开始。该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力求打破原有的文学研究格局，建构一种贯通的整体的“文学观”。1985年，又被评论家称为“方法年”，学者开始移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采用文学以外的跨学科方法来从事研究。自此杨朔散文研究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学者们把杨朔散文放在整个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来把脉，不局限在十七年这一狭窄的时间段。如：佘树森的《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吴周文的《“杨朔模式”观念及其悖失态势》、孙绍振的《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陈剑晖的《当代散文思潮谫论》等，力求在一个“长时段”里来审视杨朔散文。二是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不再以文本为中心，而是联系历史文化语境，采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杨朔模式、诗化思潮、成就与局限进行多元探析。伴随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杨朔散文的否定性评价日渐增多，如刘楚斌的《杨朔散文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林炳铨的《对“杨朔模式”论的几点质疑》、李永建的《“杨朔模式”漫议》、李兆忠的《时代的错误——杨朔与其散文》、毕光明的《杨朔散文中的政治修辞》等，不一而足。

　　这一时期持完全贬低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傅志强在《关于杨朔散文的思考》中说：“杨朔散文在今天之所以有重新评价的必要，是因为过去我们把它们捧得太高了，而对其缺点估计很不够。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它们就是散文的典范，使习作者在学习它们的优点时连它们的坏处也学到了，这对散文的发展是很有害的。”梁衡早在1981年的《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一文中就批评过杨朔，而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中，他进一步强调，杨朔散文是“为空头政治服务”，“‘左’的说教模式”是让读者“受骗上当”，“良心上受了愚弄和感情遭了强奸”。杨政在《略论杨朔的创作》中则宣称“杨朔的‘散文大家’地位属于历史。”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中指出：“杨朔散文与先秦诸子、唐宋八家、桐城古文相去甚远，却和八股‘时文’惊人地相似。”否定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刘爱华在《关于〈荔枝蜜〉的生活真实》中更有惊人之语：“杨朔系列散文《荔枝蜜》《香山红叶》《雪浪花》《茶花赋》等像一味味烈性中药共同组成一服毒性很强的药剂，毒害着千千万万有创作天赋和创作欲望的中学生。求异的思维、想象的能力、诚实的品质都在这毒剂里溶解为虚假颂扬的粉饰文字。”而有的评价无视文学艺术表现的常识，牵强得令人发笑，吴永福在《不切实的赞歌——杨朔散文的比附》中谈到《荔枝蜜》一文的比附说：“至于结尾，又不无蛇足。即作者态度上不只是要向蜜蜂学习，甚而还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古代笔记小说中的物，千方百计都向往着修炼为人，作者在这里则想着物化了。其实就是向蜜蜂学习，也没必要让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或者说要变也变成一只老蜜蜂。”必须指出的是，对杨朔散文的否定评价不仅在单篇论文中层出不穷，也出现在专史研究的著作中，沈义贞在《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中直言：杨朔散文“是一种特殊时代被扭曲了的灵魂所炮制出来的畸形产物”。“杨朔的散文创作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进一步推而论之，则60年代一批追随杨朔的‘诗化散文’的套路，被誉之为‘酿造诗意的散文作家群体’所建构的散文文本也是完全失败的。”

　　较为全面的评价

　　应该承认，1985年以后不是没有正面评价的声音，关于杨朔散文的审美研究和比较研究文章仍有出现，与沈义贞著作前后出版的几部散文史——邓星雨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佘树森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以及刘锡庆的《中国散文通史》，也不是“一边倒”的叙述格局。但在如火如荼的否定声中，正面评价的声音虽然不乏学理性的肯定，却难以招架、显现颓势，也没有形成有效争鸣。1988年7月“重写文学史”由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提出，杨朔散文在“重写”中叙述分量降低、地位显著下降。1999年出版的两部影响较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者只用一节的篇幅叙述“十七年”散文作家及其创作模式，其中涵盖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三人，杨朔只占三分之一，对其散文的叙述也是正面解析和负面批评各占一半；后者采用了“以作品为主型”的编写方法，但杨朔不在经典散文之列，仅用200字篇幅对杨朔散文一带而过。同样，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对杨朔散文的入史也谨小慎微、惜墨如金，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降低了杨朔散文的叙述权重，且以一分为二“各打五十大板”的格局来评析杨朔散文。类似的史著有：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下)。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却是问题探讨比正面解析还来得多，否定中保留一点肯定；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则找不到杨朔散文的叙述。自此，杨朔散文文学史地位的衰微可见一斑。

　　“杨朔模式”的复杂性

　　以上我们穿越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了杨朔散文的评价史，厘清了其文学史地位的沉浮变迁。不难发现，经过多轮的评价，杨朔散文艺术成就和经典地位的下降已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我们要承认和尊重的。但就评价过程来说，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首先应该肯定一些评论家对廓清历史迷雾、还原艺术本真所起的作用。对名家名作来说，正面立论和负面评价都是需要的，兼听则明，而后者更需要勇气和信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也要警惕评价过程中出现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好就绝对好，坏就绝对坏，把政治与审美完全对立起来，这实际上是评价史上的幼稚病，没有考虑其中存在的复杂性。杨朔一些作品确实存在时代的局限，如《海市》《蓬莱仙境》《泰山极顶》等，深深烙上特殊时代“左”的印记，经不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但不是所有作品都是如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散文中的一些作品、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文艺通讯和国际题材的一些游记，甚至包括《荔枝蜜》《茶花赋》，还是可以阅读和流传的。实际上，“政治＋诗意”也能出现好作品，只要这个政治是开明的、民主的、进步的政治，何况歌颂普通劳动者、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有何不可？十七年散文不可避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但在一体化的同时有没有异质化的缝隙，需要我们深思和明察。这里要提倡一种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多的辩证思维。就杨朔模式而言，在当时是创体，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赏的，后来僵化了、束缚了，这成了杨朔散文的缺陷。至于有些人把“杨朔模式”定为一尊，看成整个散文创作的原则和规范，实际上是把它庸俗化了，非杨朔之过。散文是自由度最大、包容度最宽的文体，文无定法，“杨朔模式”仅仅是杨朔个人践行的一种范式，完全可以有其他模式和方法。实际上，杨朔散文也不止一种模式，笔者在通读中就发现，杨朔散文除了诗化外，还有小说化和特写化模式，因为他是从新闻和小说创作走向散文创作的，他的散文创作也带有新闻和小说的特点，喜欢写场面和对话、设置悬念、插入故事，情节多变、叙述多样等，曹禺就曾误认《雪浪花》为短篇小说，刘锡庆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也称杨朔散文是“‘三体复合’的兼容散文”，所以对“杨朔模式”的评价要注意其中的复杂性。此外，要把人与文适当地区分开来，杨朔散文留有“左”的烙印，这是时代的局限，并非他一人特有。不能因此就说他心怀欺骗，或者武断地说他的散文是“毒药”。要以一种“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前人，而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来苛求前人，一味地求全责备。我个人倒是倾向于相信杨朔的一些“歌颂”是真诚的。毕竟新中国成立后，百姓生活安定了，政府忙搞建设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确有提高，所以最初他可能是由衷歌颂，主观上应该不存在粉饰现实的故意。至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则非他所料。“政治标准第一”时代所奉行的“党性原则”使杨朔只能不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代和社会，这从他十七年期间发表的创作谈中就可看出，如《我的改造》(1949)、《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1957)、《投进生活的深处》(1957)等，在不断“改造”中他的“小我”被“大我”所遮蔽，杨朔在《〈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中说：“曾经有一位在文学上很有成就的同志批评我说：‘杨朔啊，你的作品干干净净，有头有尾，就是没有感情，不动人。’这个批评很尖锐。我这个人是没有感情吗？不，人都是有感情的，连动物都有感情。马和人处好了，见了你还用鼻子拱你前胸呢。那么为什么我过去的作品缺乏感情呢？说实在话，从前我有一种不正确的顾虑，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虽然经过整风学习，总还留着尾巴。因此，我在作品里，有意不写感情。我怕一写感情把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流露出来，就不妙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进入杨朔的内心世界而对其创作上的顾虑和顾忌有所了解和理解。当然“有意不写感情”是有悖于散文自由自在的文体特性的，它会造成作家精神上的依附性和文学个性的自我消泯，这是需要正视的。

　　杨朔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随着“大文学史观”的形成，杨朔散文文学史地位的降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种正常的回归和矫正，其教训当然值得我们记取。但也要防止另一种可能和正在出现的倾向，就是刻意贬低杨朔散文功绩的倾向。“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带来编撰者主体创造性的同时也存在自由度失控倾向，一些“以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亦存在“史”的风貌、价值被淡化和弱化的问题，这很难保证对杨朔评价的公平公正。我个人认为，杨朔除了创作外，他还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即杨朔的出现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有着特殊的地位。列宁说过：“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以此评判，杨朔以其文体自觉第一个提出散文“诗化”的理论主张，是对散文美学的积极贡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因“冷战”而日显闭塞的时期，他的国际题材散文带给人们新的视野和享受，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由于他的身体力行、敢为人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持续三四年的诗化散文的思潮，使散文创作出现短期繁荣的局面，并形成综合文化效应。同时，作为“历史中间物”(鲁迅语)，杨朔的散文对新时期至今的散文起着历史过渡作用。因为文学史的发展不是一种线性模式，而是钟摆式(在“收”与“放”、规范与突破之间的振荡和调整)和螺旋式(在更高层次上的“重复”和上升)，没有“杨朔模式”，没有对“杨朔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就没有新时期至今的回归“真我”理念、讲究个性表达的散文创作，以上这些都是不容漠视和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