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杨朔与毛泽东两度文学情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4月27日09:02 吴周文

  杨朔一生追求光明与真理,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一生爱好文学,致力于小说与散文的创作,这又使他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与散文家。他的文学道路与革命道路几乎是交合在一起的。惟其如此,他与毛泽东也就有了两度的文学情缘。

  1929至1936年期间,小学毕业后的杨朔在哈尔滨一家英商洋行打工,一边自学国文和英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他目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不愿当亡国奴、“悲秋客”,故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南下。他说过:“当前首要的是唤起全国人民同心抗日。我决心用笔来战斗。”(杨玉玮《自有诗心如火烈——忆杨朔同志》)并以诗明志:“黄鹤楼头雁夜征,紫羊湖畔月孤明。谁知边塞悲秋客,赋到江南竟绝情。”他在上海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七七事变后离沪至武汉,辗转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并创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广州的《救亡日报》上连载。这期间,杨朔提议,并得到爱国诗人臧云远与知名小说家孙陵的积极支持,在武汉创办一个综合性抗战文艺刊物《自由中国》。为此,他专程从武汉奔赴延安,拟请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此前,杨朔求助时在陕北公学任校长的成仿吾同志安排此事,因为关系到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大事,故而得到成仿吾的大力支持。适逢陕北公学请毛泽东讲演,成校长就借此机会,在讲演结束之后,在校长室将杨朔介绍给毛泽东。

  后来,杨朔这样回忆说:“按照原来的约定,我跟着走进去,由成仿吾校长把我介绍给他。”(《毛泽东特写》)。杨朔向毛泽东报告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还报告准备在武汉创办《自由中国》,并请为该刊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于1938年2月1日写下了“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 毛泽东”的题词。其实,那时杨朔还不是共产党员(1945年入党),只是一位志在抗战、拯救祖国的热血文艺青年,是成仿吾对杨朔的绝对信任,杨朔才顺利得到毛泽东的题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延安解放区抗战领袖对成仿吾的绝对信任,毛泽东才可能让其引见杨朔。为《自由中国》创刊题词,表现了毛泽东对国统区抗战的文艺工作的真心的支持。

  题词由杨朔从延安带回武汉。经过杨朔、臧云远、孙陵等人的积极筹划,1938年4月1日终于出版了《自由中国》的创刊号。因从刊名上看,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果把毛泽东的题词放上去,这在当年的武汉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以至影响刊物的生存。故而创刊号采用了郭沫若的题词:“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却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了自由。”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则推延到第二期扉页上发表。后来《自由中国》移至桂林,由孙陵主编,并改名为《文学杂志》。改刊之后又再次发表过毛泽东这个题词,不过为客观环境之故,故意没用手迹,还隐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的题词手迹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之间第一度的文学情缘。为着纪念与领袖的交往,杨朔向办刊同仁提出独自珍藏。时隔不久,他急赴香港,在战乱时期不便携带,遂请桂林生活书店的廖邦昌同志代为保管。经过多少年的南征北战,杨朔再也没有机会拿回手迹。据《桂林抗战文化史》的作者魏华龄先生记载:题词手迹一直由廖邦昌妥善保存。在全国征集毛泽东著作手稿之时,他于1977年将这幅手迹寄给了党中央的征集部门,也是了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杨朔之最终珍藏的心愿。

  《自由中国》的第二期上,刊发了郭沫若、老舍、潘梓年、夏衍等谈《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潘梓年的《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周扬的《略谈爱国主义》,邢桐华的《东京狱中漫忆》,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曲),湘潮的《长征的故事》(连载)等20余篇。仅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来看,表现抗战政治文化的色彩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杨朔更具政治色彩的《毛泽东特写》。他根据亲见毛泽东和延安解放区的采访,写成了这篇特写。主要内容是纪实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为该校毕业生而做的讲演。作者不仅在800多人的讲演现场,而且自始至终听完这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正领袖讲演的全过程。毛泽东主要讲了“能否克服当前的困难”与“全国的团结能不能更进一步”两个问题。杨朔把领袖讲演的过程、会场热烈的气氛、个人深切的感受,描述得真切而且生动。年青散文家以灵动的笔墨和擅长的细节描写,把领袖风范及其音容笑貌描述得栩栩如生。

  《毛泽东特写》,是最早真实描写毛泽东的报告文学,也是中国抗战时期很早描写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一篇作品,无疑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这篇特写在第二期《自由中国》上配合毛泽东给该刊的题词一并发表。今天看来不仅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的文学情缘,而且永远为抗战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留下一道历史的履痕,其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本体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杨朔个人来说,这段情缘使他树立了自己“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的理想,为他最终选择奔赴延安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杨朔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文学情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关心文艺工作。批评性的“批示”比较多,如关于《武训传》《红楼梦》、“胡风材料”、文艺的“两个批示”等等,都是批评性的;通过“政令”的途径,演绎成一次又一次的文艺批判运动。但他对少数作家或尊重、或辩难、或点赞,则完全不是批评,是“引导性”的正面支持。如点名请赵树理参加农业问题的座谈会,是尊重。《望星空》遭到批判时为郭小川正名,称其“中国的马雅(马雅科夫斯基)”,应给“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是辩难。“点赞”,则是指对杨朔的《樱花雨》。这个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叙述的:“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杨朔的《樱花雨》,每天读报的毛泽东在看完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随即在标题旁边批云:‘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毛泽东要求江青“阅后退毛”,表明他对这篇散文格外的欣赏,且要保存以备继续思考这篇作品的妙处。江青遵嘱退还,后来毛泽东也确实把这份手批的报纸予以珍藏。惟其如此,35年之后关于杨朔《樱花雨》的“批语”才得以编进了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分册;于是,它作为一个宝贵的历史文献正式面世,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1961年3月,由巴金任团长、冰心、刘白羽任副团长、杨朔任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会后,杨朔等作家有机会到日本民间访问,后多人写了游记,杨朔则写了《樱花雨》。其内容从一个因小见大的视角,描写日本人民抵制、反对当时日本与美国的统治者结成“美日联盟”即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而举行的罢工斗争。这篇散文题材内容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很感兴趣予以“点赞”的原因之一。然而,被“点赞”的最主要的原因:它是一篇精致的美文,比之《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巴金)、《樱花赞》(冰心)、《樱花漫记》(刘白羽)等,都更要精致。而这一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我们去进行细究性的解读。

  《樱花雨》在艺术表现上的精致,是创造了诗性与典雅的风格。因为,从1959年开始,杨朔执著于诗化散文的艺术诉求——“好的散文是一首诗”(《海市》小跋),进行了自己的艺术探索;而在这篇散文中很典型地也很出彩地进行了诗性的呈现。通过因小见大的点的放大,去管窥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通过君子罢工前后由懦弱到勇敢的判若两人的描写,生动地传达出日本社会底层人民心灵里反美、反政府的正义呼声;通过樱花雨的诗意象征,把政治抒情变得曲迂而清新。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轻骑化”,离“五四”之后“美文”诉求越来越远的时候,杨朔的《樱花雨》《海市》《荔枝蜜》等等作品别致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对散文简单化服务于政治的空洞说教、粗疏浮躁的通病进行逆袭,从而为散文创作园地吹进来一股求异、创新的空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连毛泽东也敏感地发现了杨朔在《樱花雨》中的“诗化”诉求,因为受到深深的感动以至进行“点赞”。细究个中原因,是毛泽东、杨朔两位诗人在诗学与散文诗学上的一次“对话”与“碰撞”。

  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为诗人与论说文的大家,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故用“比兴”(象征比附);而散文多是“直说”的,未必一定使用“比兴”。可是当读到杨朔这篇散文时,他的“点赞”恰恰表现了他对自己的散文理念产生了质疑,对杨朔在《樱花雨》中成功地把在日本作恶多端的美军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反美的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用“君子”这个人物在罢工前的胆怯与罢工后的振奋,隐喻、象征日本人民的幡然觉醒等“比兴”的运用与诗性的呈现,避免“直说”的“味同嚼蜡”,毛泽东则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以上分析,是笔者第一次破译个中奥秘,坚信是合乎事理逻辑的——从学理性上看,这是毛泽东“点赞”杨朔的深度驱动机制之所在。

  毛泽东“点赞”与批评性的“批示”不同,无须通过“政令”途径下达执行。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为其左右的党政工作人员所密切关注,当然他们会严守“机密”甚至做到“绝密”。但好事传千里,“点赞”杨朔是好事,自然会不胫而走,尤其在文艺领导机构的上下部门也会心照不宣,在悄无声息中演绎为一道非正式的“政令”而流布执行。相信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文委领导的杨朔本人也会心知肚明,对自己的“诗化”实践更增加了自信。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话语包括“批评性”与正面“引导性”的意见,建立了绝对的权威性。因此,他对杨朔的“点赞”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刻影响。

  直接影响之一,是官方以政治色彩正式炒作杨朔。据浩然在《我是农民的子孙》(2008年3月4日《中国文化报》)一文中回忆,就在“点赞”之后的10月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最快的速度补配文艺编辑,并从北京文联把他调进担任此职;他到岗后即联系“我崇敬的真正作家”杨朔,组稿并编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便是《雪浪花》(当年10月份出版的第20期),使杨朔平添了“被政治化”的色彩。直接影响之二,是杨朔被评论界热捧激赏,掀起“杨朔热”,俨然尊为60年代散文的第一名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等大报名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也发表了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的长篇论文。老一辈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等也撰文对其散文击节赞赏。最重要的间接影响,是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演绎为当时一次诗化散文的思潮。散文作家把杨朔散文作为典范而趋之若鹜,包括比他年长的名家如曹靖华、吴伯箫,比他年轻的名家如刘白羽、秦牧、碧野、郭风、陈残云、菡子、魏钢焰、袁鹰等等,加上更多的年轻作者,纷纷以文为诗,诉求散文艺术表现的诗性。惟其如此,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散文作家的共识与共同寻求的美学目标。于是,形成了60年代初期散文持续繁荣的局面。正如散文评论家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一书中所说:杨朔与他同时的散文家,“……选择了一条‘诗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审美建构。回顾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中国散文界,寻求‘诗意’已构成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综上,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是一件极其偶然却颇具文学史意义的事件;日理万机的领袖在无意中当了“推手”,杨朔也在无意中被定为一尊。但事件本身又充满必然性因素,困扰的散文必然会在沉寂中寻求逆袭、改革的出路,作为导火索的这一事件激活了当时散文创作的一度复兴和繁荣。以史识的眼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在当时还是一件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学事件。然而,毛泽东对杨朔由“比兴”主要手法创造诗风格的肯定,强化了杨朔的自信,导致其在实践中出现了模式化倾向,以至影响了“诗化”思潮——“革命”加“诗意”的价值取向。今天看来,这一方面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其正负两面经验的。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