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小说的意味

　　《香如故》是一本非常朴素的书。绿底的封面上一只朴素的飞鸟，但它立意却是高远的——因为，它正在引颈高飞。它会飞到哪里？它会带我们飞到哪里？这其中充满了无限可能。

　　封面翻过后，没有他序，也没有自序，开篇就进入小说主体，毫无半点枝叶诸如“联合推荐”作为铺垫。这种简净，自然已经是一种气度在其中。

　　我想，我需要合适的时间去读。

　　合适的时间，就类似于倒好了茶，等茶气氤氲弥漫开来，阅读才算基本上可以进行了。

　　每个故事各自成章，有不同的氛围。

　　《猫娘》《鸟事》说的都是人和动物。猫娘一生未嫁，最后接近猫仙；一生爱八哥的鸟痴大叔，最后也去无限接近一只鸟——八哥的世界了。都云主人痴，谁解其中味？我们不是猫，不知道猫娘与猫之间的感情缘何而起，如何生动？我们也不是走失的那只八哥，不知鸟痴的前生是不是就是一只泣血的八哥？读到这样的小说，不由得重新思考人与物的关系。是的，确定我们是人而“它”是猫或者八哥的定义权、选择权究竟源自哪里？如果做人痴到一种境界中，化身为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荆歌在小说里对“人·人关系”中的人性发展做了细致的洞察，也或许是这个人际关系疏离的时代，人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人与“物”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定位的一个写照与思考。

　　《南浔姑娘》是一篇历史年代痕迹比较具体和明显的小说。两个吴江震泽的青年教师，骑着自行车到南浔去“看世界”，有点像现在一场“说走就走”的小旅行。无意间遇见一位美丽的南浔姑娘。纯情的姑娘钟意于“我”的同伴，而“我”对南浔姑娘却付出了丰富的、饱满的内心渴望。小说的结尾来得意外和伤感，姑娘被人杀害了，“我”内心所有从未见光的表白也就更加没有机会了。这篇小说读得我也有些伤感。说不出具体的伤感在哪里——当然，能说出具体的伤感恐怕也不多见。或许，小说中那个十几岁的乡村少女，内心非常想张望外面的世界，她的心里没有任何泥垢，也不带多少超过头顶的期盼，只有单纯的相信和模糊的未来，甚至还有那么一些些勇敢，也许是因有着“我”的部分影子的缘故吧。

　　《县城》《戏衣》两篇，写“我”对于那“不可得之人”的情感，那“不可得”代表着一种审美，一种门不当户不对，一种不可能，一种隔岸的东西。这个时候，人性的本能与周遭之种种际遇发生了许多冲突与纠缠。看似一本正经的老丈人私底下却因为看不雅视频被逮进公安局；一个成天只呆坐着看电视的老大的女朋友，看似木讷，却背地里跟老三打得火热；一个修自行车的瘸子男对戏中的女旦一往情深而不可得，最后发展成变形的爱恋。人们戴着的各种面具之下，是复杂然而水波不兴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伪装，被人看不出丝毫破绽，但有一种真实，它存在过就是存在过，流过的河水照见过，墙壁上的日光投影过。

　　联想到一段故事，说：喜欢画美人图的朱新建曾向栗宪庭坦白：我觉得我的内心太不能见人了；我太好色了(阿城解读好色：对一些美物的审美)，这种东西不能跟人说的，就在小纸头上画啊画，然后把它们撕掉。

　　“是不是朱新建用这种方式说出了许多男人想说而不敢说的，所以大家捧他的场？”有人请教跟朱新建同年的陈丹青。

　　“当然，都闷着骚呢，居然有一个人敢公开地骚。在那个年代，它等于在说，性欲是正当的，美的。”

　　联想到，最近荆歌经常在微信上更新他的新画，最近的画中经常出现一个人扛着花朵的样子。说不出哪里有点奇怪。直到有一天他画中的主角手拿一个面具，才恍然明白，前些天看到的画中人无论多么雅士，拈花也好，端酒也好，都是戴着面具的。那面具是一副笑笑的、假笑的、狐狸式的面孔。当他拿掉面具，一切也就通顺起来了。这面具，放到这个小说中，也是通顺的。写的是主人公，其实观照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荆歌的小说叙事和行文，跟吴地江南的气候一样，温温的，家常的，但偶尔又跳出一星半点江南之外的、“意料”之外的狡黠。他不操纵故事本身，无刻意的收放，只是任由生活之种种意外和真实自然地发酵着。这些真实因为太过细腻，细腻到进入人心里层，面具背后，所以非一般的洞察所不能见，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读着的荆歌就如立在墙头的一只猫，敏锐地察觉到了一切，稍微有点接近高潮的动静和预兆，他又“忽”地一下子蹦跳到找不到任何证据和踪迹的地方去了……又纯情又老实又调皮，读得人又可气又好笑又叹息。

　　结束整卷，再看封面上那句话：好的小说，一定是充满了意味的。那种文字的意味，叙事的意味，思想的意味……

　　恍然大悟，十分贴切。

　　(《香如故》，荆歌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